抱歉,我无法执行该任务,因为HTML标记会破坏语义化文本。如需更改,请提供更明确的指示。护后的第四个端午节,我兴高采烈地准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庆祝节日。6月份,我随着全国各地的人们庆祝遗产日,心中感到无比自豪和自信。同时,我远赴成都参加国际非遗节,这是展示中国文化的绝佳平台。在庆祝共和国60华诞之际,我为数十个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选的精品项目喝彩,希望它们可以成为世界级非物质遗产至尊宝座的闯关者。更重要的是,非遗保被列为全国会本届立法规划,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传承和弘扬的重要法律措施。 然而,冰凉的现实让我感到不安。被发达国家尊为“人间国宝”的非遗传承人在我国几乎都面临着无以为继的困境。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挤压、碎片化和边缘化,而且由于大多数传承人已进入银发时代,许多珍贵的绝活、绝技因后继乏人而快速流失。其实,非遗濒危背后是文化认同的危机,的确令人悲伤。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文化价值观的偏差和误判,至今未能纠正。从19世纪中叶起,源自西方的工业、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国内掀起了“砸烂孔家店”、“一切牛鬼蛇神”、“全盘西化”等浪潮,导致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西洋无限好”的集体性迷失中一次次受到撞击,这是非遗面临的巨大挑战。我深刻认识到,国民包括官员都应该对本民族文化敬畏和珍爱,否则会产生文化认同危机。曾经,几度喧哗和骚动,我们的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幸好,站在21世纪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对文化进行反思和价值重估,能更理性和客观地看待问题。同时,人们对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正如国学大师冯友兰所说,“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原因就在于非遗作为文化载体已经“长”在人们身上,没有停止过传承和发展。联合国在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里就提到,非遗的代代相传能够让各个群体、团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 明白保护非遗对于中华文化寻根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毁掉非遗则像是文化自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非遗的保护关系到整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它是文化血脉的延伸。因此,保护非遗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对后代的承诺。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发光发热。我深知,非遗是民族的宝库,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个性和精神。它既包含了中华宇宙观的思想内涵,又凝聚了中华道德观的精华,还蕴藏着中华审美观的东方意境和韵味。这些非遗的内涵,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显示出了我们民族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因此,保护非遗是中华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 怎么让保护非遗成为当下全民的文化自觉呢?我认为这需要教育干部的帮助和支持。中央政府已经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并将其定位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在国家进入强调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新阶段,我们需要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泛封建糟粕论者和唯GDP马首是瞻者)发号施令,让他们树立起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保护观,与市场功利价值相制衡的人文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非遗保护工作得到更好的实践和发展。 对于一些官员和领导干部习惯于“天下政绩出经济”的思想观念,我认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文化补课和新起点文化启蒙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使更多的人意识到非遗的价值,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我坚信,只有经济型官员坚定地认识到“保护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在人财物投入上不再吝啬,才能真正引领全体大众营造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 我深深被喀布尔博物馆大门上的“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这句话所感染。我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不是文化殖义者。我期待人类文明在多元共生中平等对话,但坚决拒绝被文化霸权同化。同样地,我愿意吐纳现代西方文化,但不会踩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下面。 中华文化是诗意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有诗性情怀的民族。我真正热爱本民族的文化,而我们加入联合国公约,则是为了打赢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我们不仅要自洽地栖居在精神家园中,也要为捍卫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主权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而战! 因此,我们需要全面加强文化保护,让更多的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保护 non-material Heritage 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造出一个共建共享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对于地方文化工作者来说,人死艺亦亡,绝活成绝唱,是最不愿看到也最沉重的“一声叹息”。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现象的悲剧性。2008年2月28日,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上,公众从551名传承人名单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 有两位传承人在评定期间就已于当年元月谢世,分别是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和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这些传承人去世时,一位71岁,一位86岁。 事实上,不仅仅是这两位传承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承人,他们年龄大,身体多病,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会随时发生意外。也就是说,他们在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遗产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更需要社会上的支持和鼓励。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特别是要关爱那些年龄较大、业务熟练的传承人,让他们有更好的物质保障和维持身体健康的条件。同时,更需要我们引导年轻人积极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到了2009年6月,我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我发现,大约有2000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年龄都在六七十岁之间。当我再看各省份命名的省级传承人名单时,发现耄耋翁媪大有人在,而能够拥有年轻力壮的传承人,则相当稀少。 福建省文化厅曾于2008年七八月间组织过摸底调查,发现省内首批省级传承人中,共232人(含国家级55人),平均年龄为59岁,其中年龄超过61岁的占47%,而最高年龄达到了90岁。同时,大部分传承人在中低收入状态中挣扎,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人数约占32%,在1万到3万之间的则约占47%,而只有12%的人年收入在3万到5万之间。45.5%的传承人没有社保,27.6%没有医保。 这些数字显示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如果这些传承人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和保障,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或许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失。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和尊重这些传承人,给予他们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同时,我们还需要倡导年轻人积极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承接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得如此之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国传承人整体进入高龄时代、银发时代,老艺人们的离去速度加快。比如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文化工作者曾表示,“2002年至今,楚雄州就有7位省级传承人接连去世了。” 在我亲身经历中,我曾经了解到丽江知名的东巴文化,1983年丽江共有62个东巴人,但是现在已经不到10人了,且多数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垂暮期。早在2003年8月,东巴古籍就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而参与对经典进行翻译的东巴大师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了。英国《独立报》曾发表过文章,题目是“世界上濒临消失的东巴文化”,并警示着纳西东巴文化即将消失。“人走了,把一身绝技和宝贝也带走了。”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 此外,还有一些传统手工艺也面临着消亡的威胁。据统计,约有一半的传统手工艺都处于濒危状态。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传承人群体的保护,尽力消除影响他们传承文化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保护好我们传统文化的遗产,让它们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作为中华民族非遗大家族中的一员,我了解到各类传统手工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双“手”可以变幻出现代机器化大生产难以复制的美丽作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认为,虽然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现代文明,但我们不能抛弃传统手工业。在西方一些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已重新发现了手的价值(最精致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 然而,当下的现实情况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我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家族式、师徒式和社会化传承,但大多数方式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危机。 金梅泉就是一个例子。他是金家第五代传人,在江苏苏州相城区陆慕镇的御窑砖瓦厂工作。他心系着自己家族的发明——御窑金砖工艺。如果他的女儿不学习这项技艺,那么这项技艺就有可能在他这一代失传。这对金梅泉来说是十分痛苦的,因为他不想让这一传统技艺成为历史的罪人。 这些困难和危机都在提醒我们,保护传统手工艺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传承和发扬光大传统文化遗产。我来到御窑村,这个平时很少有人来到的地方。几间旧屋算是工厂,几个村民做雇工。金梅泉自豪地介绍道:“我们这里烧的可是金砖,全国独一无二!过去曾进贡给明清皇室专用于建造宫殿,你们从北京来,故宫金銮殿上的金砖就是出自我们这里。”听了金梅泉详细的介绍,我意识到“炉火纯青”这四个字的分量和重要性。金砖的独门技术在于选土、炼泥和烧坯。选土要选择地下中层土,而上层浮土和下层沙土都不能用。而炼泥则需要耕牛先踏,再用人来踩,类似和面。而烧制整个窑炉周期可能长达一年半载,火候全靠工匠的手艺。只有这样,才能烧制出一窑“敲之有声断之无骨”,“雕之有纹踩之不滑”的特制砖。 金梅泉年过花甲,有女儿没有儿子。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后,常常向女儿宣传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最终女儿辞去了工作,接任了厂长。如今,金家的第六代女掌门人充满雄心壮志,但她也同样发现了父亲时代的两个发展瓶颈:原材料越来越紧缺,黏土无法再生;同时,维修文物古建筑的市场也十分有限。然是做漆器的,但我很难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是郑益坤的无奈。他是福州脱胎漆器的第四代传承人,这门手艺在他家族已有百年历史。他试图吸引年轻的学徒,花尽自己的工资和津贴来培养他们,但由于漆器制作过程复杂、市场萎缩和家长反对,学徒们最终只能另寻出路。 我认识到,与金梅泉家族和徐竹初一样,郑益坤也面临着重重挑战和难题。由于需求下降,传统古典文化砖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小;木偶制作虽然技艺精湛,但观众却流失严重,年轻人也难以涉足这个行业;而漆器制作的学徒培养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我深深地感到,传承非常不易,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尝试,才能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显地感受到了文化传承之路的困难。我遇到了73岁的郑益坤老人,他是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画的《金鱼盘》能吸引小猫围着它转圈,美学家王朝闻看后曾戏称:“气死猫。”然而,现在在福州民间艺术博物馆里,在一片微弱的光线和浓烈的气味的映衬下,只有几位工匠默默地制胚和涂彩,一片寂静。这里幽僻至极,仿佛被市井红尘早已遗忘。 现在,除了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之外,社会化传承的路线似乎变得越来越狭窄。全国高等院校的合并和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专业调整,使大多数工艺美术院校的教学目标不再注重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授。10年前,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取消了“工艺美术”专业,取而代之的是“设计艺术”(其后更侧重于电脑制作)。再加上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许多传统工艺制作之道正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我意识到,要保留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需要采取更好的措施。我们需要制定更好的政策来促进文化传承,同时大众也应该积极参与到传承过程中来,以保证这些文化遗产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面对社会价值观和劳动观的变化,以及传统的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还有沉淀期长、出师慢和不能与高薪行业相比的工资待遇,我认为,对于大中专毕业生来说,更容易被其他新兴行业所吸引,真正进入工艺美术行业并能够久留的比例很小。 南京云锦是古代康熙皇帝时期一种享有盛名的织锦,曾在秦淮河一带创造出机杼声彻夜不绝的辉煌。近年来,南京市的云锦研究所和教育局共同计划将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并联合开办了云锦职业中专班,来缓解中等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 是否能够让新老薪火直接相传,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传统手工艺行业的生死存亡。在福建省,有许多濒临失传、需要紧急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福州软木画、福州金箔和黄金漆画、福安银锡饰雕、莆田纸扎布扎、漳州木版年画、永春纸织画、泉州竹编、畲族苎布织染缝纫、宁德廊桥制作等等。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并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证它们能够得到保留和发扬光大。=font-size:14px;>最近,我了解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例如,“漳州木版年画”和“连城雕版”等传统手工艺品已经断了传承,部分刻版已经虫蚀霉烂,而许多珍贵的古刻版已被流放到海外。此外,“漳州八宝印泥”的主要技术属于产品核心机密,只有一个人知道,但目前很难找到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其传承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难。 最近,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完成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普查。该协会的常务副理事长张红透露,从1979年到2006年,我国共评授了365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目前已有1/5去世,而在世的大师平均年龄约为58岁。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3025名高级工艺美术师,但仍从事工艺美术的只有1693人,仅占55.9%。其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有600多人,约占20%。 这些情况都让我感到担忧。我们需要更多的措施和政策来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它们能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我们需要招募更多有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并兼备的传承人,来实现这些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和保护。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让这些美丽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扬光大。美术大师传承计划。最近我了解到,普查显示在我国的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中,有52.49%的品种已经陷入了濒危状态,因为后继乏人等原因而停止生产。 我是一名从事工艺美术行业超过20年的人,2005年担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不久后,我就发起了一个旨在抢救性地拍摄年事已高的工艺美术大师技艺的专题纪录片。我确定了全国石雕专业唯一一位国家级大师卢进桥为第一个拍摄对象,但直到2009年我们才有了资金立项,重新开始了拍摄工作。今年2月17日,我带领摄制组从北京奔赴河北曲阳县,为不久前昏迷住院的卢进桥开展拍摄工作。然而,还没我们到达医院,这位长者已经去世了。 这桩悲剧让我倍感沉重,激发了我更加努力拍摄的决心,并呼吁大家支持和参与“工艺美术大师传承计划”,共同拯救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和文化遗产。我们需要通过采取措施和政策,保护和发扬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它们能够传承下去。我们需要招募更多有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来拯救这些陷入危局的传统手工艺品。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些美丽的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但我却知道其中潜藏的危机。最近我了解到,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完成的普查显示,有52.49%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已经陷入了濒危状态,因为后继乏人等原因而停止生产。我知道时间紧迫,越来越多的工艺大师可能面临着“有些不妙”的情况,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和发扬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它们能够传承下去。 我知道,戏剧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剧类以92项的数量位居榜首,足见其家底之厚。然而,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丢失了100个传统地方戏剧种,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尽管京剧还算是走得不错的,但我知道其中潜藏的危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和政策来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证它们能够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我们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招募更多有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来实现这些传统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我坚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传统戏剧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种保存相对完好外,其他戏曲都已经绝迹或失传。这些地方戏本身的精髓与内涵同样不逊于京剧,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等多种原因,它们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知道,京剧在中国传统戏曲中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除了归因于京剧本身博大精深的魅力,还有历届中央领导对弘扬国粹的特别关怀。因此,尽管整个京剧演出市场并不太景气,但仍然能保持生旦净丑流派的纷呈,传承人也接踵而至。2009年,我有幸参加京剧鼻祖杨宝森百年纪念演出,亲身感受到杨派传人的精湛技艺和对京剧传承的坚定承诺。与此相比,数百种地方戏则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这些戏曲也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髓,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的传承却变得异常脆弱。 光阴荏苒,时代在发展,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保护和传承中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从地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戏曲,更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我们需要加强政策的支持和投入,招募更多有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来保护和传承这些地方戏曲的精髓和内涵。只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发扬光大。年。”我了解到中国地方剧种的遭遇令人痛心。农工党中央的专题报告披露,绝大部分地方剧种都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只有少数剧种的生存状况尚未太坏。在山西省,80年代地方剧种有52个,现在仅剩28个;在安徽省,剧种从27个衰减到现在的7个,专业庐剧团从当时的34个减少到现在的2个。这些数字让人不忍直视,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拯救这些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地方剧种。 在这些地方剧种中,不乏拥有杰出才华的戏曲人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面临着招不来、留不住、传不下去的尴尬处境。我听到这些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听到王少媛这样的莆仙戏名旦、第三批国家级传承人面对培养戏曲人才的挑战时无奈的笑容,令我内心激动不已。为了培养新一代的戏曲人才,她放弃了自己的团长职位,到莆田艺校任校长。然而,现实却打击了她的信心:艺校培养了35名学员,但不到几年时间,34个都改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戏曲人才?如何才能够保护和传承那些被公认的宋元南戏的活化石?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政策来拯救这些濒临消亡的地方剧种。我们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政策措施来吸引和留住那些杰出才华的戏曲人才。我们需要更多的培育和传承,来保证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和发扬光大。我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地方剧种将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展。我站在莆仙戏大剧院工地旁边的夜色里,听着莆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讲述着他对莆仙戏的担忧。在市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免费招收了40余名新生入校学习莆仙戏,并将这些新苗视为莆仙戏的火种,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继承和发扬莆仙戏的独特魅力。“虽然未来会很艰难,但我们必须让他们继续前行。因为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莆仙戏真的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当他说这番话时,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庄严和悲伤。 8年前,中国攀摘首批世界级非遗桂冠,也让昆曲这一剧种逐渐受到关注。然而,仍然很难找到足够的表演人才来支撑昆曲的发展。十几年前,全国约有800人从事昆曲工作,被称为“八百壮士”,但如今,许多中老年传人已经退休、亡故或寓居海外,而剧团中的行当也不齐。昆曲有着600年的历史,生旦两大行当并重,共塑东方刚柔中和之美。然而,如今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青年小生演员在全国范围内也不超过20个。 为了拯救这些古老而珍贵的剧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培训下一代的表演人才,并且寻找新的保护和发展方式。只有这样,这些剧种才能够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我听到了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小生主演俞玖林的坦言,他表示:“北京电影学院每到招生旺季,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报名,而昆曲界生源太少,优质生源更是罕见。即使好不容易招到一些有潜力的苗子,他们也往往会因单位待遇和职业地位不高而放弃。大约十年前,和我一起学习昆曲的那些94级昆曲班同学,大多数都没有在昆曲传承之路上走到底。” 今年4月25日晚上,我来到苏州石路山堂街,想要拜访一位俞玖林的昆曲班同学。我的同学对昆曲及其艺人在市场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弱势化感到痛心。几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吴门古琴文化会所。尽管这家会所不是以盈利为主,而更多的是为自己和其他有情趣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每月,会所都有雅集活动举办,吸引各路君子和淑女前来,共同欣赏美妙的古琴音乐和交流文化内涵。 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拯救这些古老而珍贵的剧种,以及那些在这里表演的才华艺人。我们需要吸引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来学习这些剧种,建设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来促进交流和发展。只有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承传而不衰,继续流传下去。我也非常喜欢昆曲这朵“空谷幽兰”,它是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带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包含了很多中国人的情感与哲思。但是,我也意识到昆曲这项传统文化遗产正面临着许多挑战。昆曲艺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和待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许多人甚至因为生计无着而放弃了这门艺术。 不仅昆曲,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传承人逐渐老去,新的传承人却难以培养,整个文化几乎处于断层状态。对于这些传统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和传承它们。文化部门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需要加速度、超常规地抓紧抢救和保护,以确保这些非遗项目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我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一定可以保卫好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发现,与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血脉的体现,是一种以人为载体、传承于人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能制定科学的保护观,建立健全的保护体系,将会导致人类文化的衰败。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实施的“人间国宝”认定制度。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认定和保护老艺人的绝技、绝艺、绝活等无形文化遗产,建立一个“活”的人类财富体系。该制度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已成为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鼓励各国借鉴日本的经验,在韩国、泰国、菲律宾、法国等一些国家也已经实施了相应的认定和保护制度。建立一个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体系,不仅仅能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同时也能够促进文化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自从我国在2004年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文化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初步建立了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名录体系和四级传承人名录体系。然而,最近发现在各级传承人的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许多地市没有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县级保护经费更难保证,导致保护工作只能缺乏实际支持,无法落到实处。 相比之下,起步较早的日本已经形成了一套实实在在的激励扶持政策。一旦被认定为“人间国宝”,日本政府就会拨出大量的专项资金,录制保存其作品资料,资助其培养传人,改善其生活和从艺条件。国家对“人间国宝”的保护力度非常大,不仅给予他们物质上的支持,还赋予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意义和尊荣。 因此,我认为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做法,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工作中,应当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逐步形成一套激励扶持政策,给传承人提供更大的支持和便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传统文化得到普及,得到传承,得到保护。在我了解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政策时,我发现在经济上,日本政府给传承人提供了不可小觑的补助,并在税收等制度上给予了优惠。此外,各民间专业协会、社会团体等也被吸引进来,积极参与到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有个别省市开始着手解决传承人命名“含金量太低”的问题。例如,江苏省率先创设了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制度,并对第一批31名省级传承人不仅发放了证书和奖牌,还为每位带徒传承人发放了1万到3万元的项目资助。在过去的两年中,这31名传承人带徒传授艺术技巧的数量已达到103人,而且还通过集中教学等培训形式培养了895名社会学艺者。此外,江苏省文化厅和省财政厅还专门设立了“传承成果奖”,通过设置资金奖励,来评选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学徒。 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树立起专门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科学保护观。这种科学保护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追求真实和务实的保护。我们需要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美誉度,也应该在经济上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充分发挥传承人在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在保护非遗传承人方面,除了经济资助和扶持之外,还必须要有法律上的权利保障,包括个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的科学保护观必须是富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不能只是一时的关怀和临终慰问,而应该是一种长期基于共建共享人类精神家园的人文关怀。 我认为,不仅仅是个体传承人,人老艺衰后继乏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悲剧。这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国人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认识态度出了问题。如果不矫正对文化价值观的倾斜和误判,将危及到国家文化主权,我们必须进行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保卫战。我觉得需要反思现代化:让文化激进主义回归到理性。我记得鲁迅先生在1925年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声音,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五四青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如果有任何阻碍前进的人或事,无论是古今中外的,都要踏倒他们。这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人或事,包括了各种传统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等等。” 然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田青在青年时代也曾受到这段话的感动。但现在,田青反而意识到,鲁迅当年所说的“踏倒他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几乎涵盖了全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今天需要被保护的。 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已经背离了我们崇尚、保护和传承文化传统的初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前进需要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在这条现代化之路上丢失我们的文化灵魂。我认为,“三坟五典”是指三皇五帝时期的传世之作;“百宋千元”则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四库全书和欧阳永叔书院,分别因收藏了大量的宋版书和元版书而声名显赫;“金人玉佛”则指珍贵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代表着中医药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不过,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已经明确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文化空间。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贫弱、封建且被列强欺凌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繁荣,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有责任肩负起启蒙思想的大义,并反思传统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当时的情绪难免“爱之深,恨之切”,即使有些“矫枉过正”,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现在的我们不能脱离当时反抗帝制和封建的时代背景,用现代标准和观点来苛责鲁迅先生。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尽管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但我们不能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忽略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负起保护的责任。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也是我们文化灵魂的体现。我们要珍视并保护它们,将它们传承下去。现在的我们已经跨越了生存、温饱的阶段,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因此,再将当初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是相当不公正和不合适的。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干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10几年来,国学界和海内外比较文化学者都在持续热烈地探讨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乃至东方文化遗产中的许多精华和优势得以重新被发现和重估。传统文化复苏的热潮背后,是一种重塑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不仅传统文化中所有牛鬼蛇神的文化暴力被全盘否定,就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砸烂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论调近年也被部分抛弃。被鲁迅先生讽刺的梅兰芳这位京剧代表,不仅没有“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反而延续至今,历久弥香,成为了一种无声的美。同时,其他被傲慢与偏见长期围攻的许多文化形式也逐渐走出了阴影,更好地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作为教育干部,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学习、传播和保护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推动文化复兴的进程,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教育广大民众,让他们更加重视、理解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共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典艺术在方阵的最前列非常尊荣和荣幸。 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不仅是鲁迅先生,连“精华糟粕二元论”也被反复推敲和修订。毕竟在我们几千年历史和56个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并不是所有元素都是人类“精华”,而封建“糟粕”也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使用“精华糟粕二元论”来审视我们的文化遗产是远远不够的,这仍旧是一种“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许多文化学者认为,在“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也存在着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 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亮点究竟在哪里呢?哪些智慧因子或元素能够实现现代化兼容,甚至弥补现代性之缺失呢?我认为,大抵集中在思维方式和人与社会关系这两个大块。 在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注重“和合共生”的思想,强调“道德”的引领作用。这些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和睦”,强调“孝道”、“亲情”等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同样重要。 因此,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亮点,我们需要把握这些智慧因子和元素,融合现代理念和价值观,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季羡林先生在晚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模糊性,优于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乐黛云教授则在近年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包括混沌、天人合一、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等等。 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学界也挖掘出了许多亮点,常被提及的关键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匹夫有责、民为邦本、和为贵、和而不同、发乎情止乎礼等等。可以说,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思想的精华,不仅滋养了汉族上层士大夫文人的血脉,也广泛地辐射到各民族各阶层的百姓中。在底层百姓中最为原真、顽强。 因此,如果想要寻找民族的精髓,深入民间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条必经之路。这些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智慧和民族精神。只有深入挖掘并妥善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才能更好地彰显我们民族的魂。尽管如此,作为文化先觉者,我们的奔走呼吁并不能马上扭转现实文化困境,特别是刷新某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认识误区。许多地方官员,包括主管宣传文化的官员,仍然“雷打不动”地认为,我们的传统民间文化遗产含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它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已经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因此不应该花费太多精力来保护它们。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唱挽歌?不需要了的东西就应该淘汰掉!” 如果所有地方政府官员都有这样的执政思想,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面临巨大的危险。每一分钟都会有一首民歌、一个传说故事、一场古老的戏剧、一种手工艺、一张中草药方、一幅木刻版画、一座古建筑或一种传统习俗永远的消失。蕴含在它们里面的许多民族活性基因也将被破坏并最终消失。 因此,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勇气。我们需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需要感谢那些一直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同时也需要教育和引导更多的人去关注和珍惜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蕴含着我们民族独特的价值。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努力,才能够保护和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让它们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继续传承下去。在我看来,文化认同教育对于培训干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将文化认同教育纳入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中,让那些只关注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看到文化是国家内在精神的基础,并向公众普及这些知识。否则,中央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也将无法实现。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同质性的风险也日益增加。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一些人将现代化视为西方化,这种认识误区再次得到加强,对民族本体文化认同产生了更大的威胁。 汉族文化近年来受到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我亲身感受到,江苏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副处长冯锦文所说的流行文化已经影响到了当地吴族文化、金陵文化和维扬文化等,这些面临的威胁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但是我们需要保持镇静,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在守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失去我们的文化特色。 我们需要铭记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卓越成就,并吸取教训,这是我们打破同质化和重塑民族文化认同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并借鉴外来文化之精华,尽可能创造一个多元共存、和谐进步的文化环境。在我看来,我们生活的江南水乡有很多传统的婚丧嫁娶礼俗,它们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挤压。一些本土的戏剧、音乐、美术作品,虽然与吴地土生土长的文化相关,但却逐渐淡出了社会公共空间和大众关注的焦点。而外来、现代化、新兴的文化消费品种,比如电影、电视、互联网,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容易导致年轻人忽略、淡漠甚至逆反本土传统文化,特别是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而对于多民族聚居地区来说,同样很难置身于全球化的世界之外独善其身。根据人类学者和少英调研发现,虽然云南省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双刃剑却给那些人口较少、文化底蕴相对不足的民族带来了文化特征消失的危险。而且一些文化底蕴相对较为厚重的民族文化,比如白族文化、纳西族文化也受到了激烈的冲击,而某些文化特色则被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所同化或消损,这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问题。在我所了解到的古城丽江,它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比如象形文字、东巴教、纳西古乐、庭院生活等等,这就构成了一个纳西族缤纷而自洽的文化生态。但现在,约70%的纳西族儿童已经不会说纳西话了;除了一些中老年妇女,年轻人只在民族节日和迎宾活动时才穿本族的服装。更严重的是,很多土著纳西族居民已经搬离了古城,而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随着居民的更替,古城文化也发生了“断裂”和“置换”。我担心,长此以往,古城将可能只剩下一个缺乏纳西民族文化内涵的躯壳。 “热爱自己的民族吧!”云南有很多民族,他们都是热爱舞蹈且有信仰的民族。毛相、刀美兰、杨丽萍三代人的孔雀舞,从自然物的灵性中找到人性之根。我们要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一代,让他们拥有民族自信,因为信心、信仰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对自己的民族有认同感,怎么能期待别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兴趣呢?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学习、传承、发扬好的传统文化,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文化遗产。位于景洪市勐罕镇(橄榄坝)的傣族园,由曼春满、曼将、曼乍、曼嘎和曼听五个傣族村寨组成,这里的自然生态和傣族文化生态得以较好地保存,因为天然屏障澜沧江和泊龙得湖一江连六国。尽管如此,傣族园副总经理陈春林坦率地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我们的母语感到陌生,很多男孩子会写一些傣文,但是很多人会对说傣语感到羞耻。现在我们傣族园最缺少的是刻有贝叶经和习练傣刀傣拳的年轻人。” 更让傣族园的管理者感到困扰的是,传统干栏式竹楼建筑在钢筋水泥建筑时尚的冲击下正在发生变异。虽然傣族园为此先后制定了《傣族园景区干栏式建筑保护与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但仍然挡不住傣家凤尾竹楼即将消失的悲剧。而园内钢筋水泥结构的异化建筑还在继续拔地而起,许多村民仍然抱有建筑新房的想法。我们需要更多地重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年轻一代了解并且拥有文化自信,才有可能真正地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我们傣族园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当然,我们需要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和进化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也需要顺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有些非遗的消失,例如打上百越民族标志的独龙族女文面、傣族男文身等传统习俗,是历史的必然和无可避免的。我们不必强制保留,但至少应当真实地记录、留存下来以保存这些文化。同时,中华民族拥有“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传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同时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自己的文化。 当然,全球化为人类不同文明跨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的泱泱大国而言,如果听任别国文化的强势入侵,将会动摇我们的文化母体,危及我们的文化主权,使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个性化认定受到影响,导致我们集体性地迷失。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年轻一代了解并且拥有文化自信,以防止我们的文化遗产消失不见。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涉及文化领域之初,国际社会就做出了敏感反应。2001年11月,我和其他国家一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说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在文化大国法国看来,美国文化泛滥是一种文化殖民,法国不以身高为荣,拒绝美国取消文化产品进口配额和限制的要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提出,“中国和法国一样,经历了数个世纪,始终保持自己强韧、富有活力的文明,我们两国有责任确保它们的文化在现代通讯网络中的地位。” 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必须尽快保护中华文化的个性,避免被其他文化所替代。这需要我们加快立法流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8个省市出台了相应地方法规,现在我们急需全国出台一部国家级法规来保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建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进教材并在中小学课堂上开展非遗普及教育。特别是将非遗带进校园,让未成年人接触并享受非遗成果,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亲近度。同时,借助主流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等渠道推广非遗,让民众能够了解祖先和地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心怀敬畏之情。因为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对所在区域生活状态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一个鲜活的文化空间或场所来展示。 除了教育,展示也是一种有效途径。在我看来,张艺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期间请教季羡林等专家组顾问时特别强调勿忘“抬出孔圣人”,其他顾问也一致建议凸显“中国元素”,并再现东方神韵。当最终在去年8月8日开幕式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充分的展示,并且让海外和国内观众都惊艳了,这也证明了展示重要性。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我看到了鸟巢中央场地,它平坦如一张巨大的书案,一卷古画轴款款打开。古琴《高山流水》悠悠流淌,15位玄衣舞者跃上画卷,变幻着肢体语言,泼洒浓墨,腾挪笔锋。在开幕式上,粗略计算,不下20多项中华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幕幕呈现出来,包括诸子智慧、四大发明、文房四宝、汉字唐诗、昆曲京剧、礼乐编钟、提线木偶、太极武术等。 张艺谋曾说过:“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向全世界展示最古老的中华文明!”他沿着这一文化创意之路,创作了《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等“印象系列”,成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忠实展示者和成功推介者。 在2007年全国遗产日期间,国务院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览时发表了动情的讲话。后来,这番话被各地文化工作者广泛传播,他呼吁把传承经典与创新拓展结合起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中华文化在世界上高高飘扬。在我看来,有一位国家总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他说,之所以能够传承千古不绝,是因为有灵魂和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 但是也有些人,尤其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商人,过于偏重非遗商品价值,而忽视了其文化价值。这些人奉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掠夺式旅游开发和过度产业化包装热中,将非遗视为功利性工具,使其文化本质的功能被屏蔽。这种乱作为与不作为一样,都会给文化遗产事业永续发展埋下祸殃。 因此,我们要掌握一个度,既要注重非遗的文化本质,也要尊重其经济价值。以文化为核心,全方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要加强对文化产业的引导和规范,让非遗文化得到全面发展和传承。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去年9月,贵州斥资3亿多元对世界最大苗寨――黔东南西江千户进行大动作改造,引起了各界的争议。在我国许多非遗富集的地方,都是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民俗和风情。为了解决地方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多地方选择将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和民俗开发成旅游产品,这看似是一条捷径。但遗憾的是,为了迎合市场和急功近利,有些地方过度商业化开发,导致非遗变味变质,失去了原来的真实性和纯粹性。 因此,我们要认真反思,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能丢失文化的原真性。我们应该重视非遗的文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让每个地方的非遗文化得到充分保护和开发,同时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开发误区。让非遗文化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和精神的象征。我对于一些旅游区对非遗文化的滥用和肤浅的保护办法感到担忧。在许多旅游区,唱的好的民歌手和舞蹈者都被关在笼子里,成为了金丝鸟,与生活越来越远;一些历史久远的民族原生态歌舞和民间礼俗被集中在仿建的“民俗村寨”中供游客娱乐,失去了其原有的真实性和纯粹性;还有一些人为制造假冒伪劣的民俗,让“伪民俗”取代真正的民俗。这些对文化遗产的肤浅解读和滥用,已经很难从根本上保护本已脆弱的非遗文化。 不过,我认为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本应该不是水火冰炭的关系。将部分非遗文化作为特色文化产业来观光和开发,不仅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支撑,也能为非遗资源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但是,这需要合理和科学的利用,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商业利益。 因此,我们应该注重非遗文化保护的真实性和纯粹性,让其保持原有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同时,还要加大非遗文化传承的力度和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到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可以在保护和开发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我认为,非遗文化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创造经济效益的工具。实际上,在我们没有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情况下,盲目将其推向市场过度利用,等于是把非遗文化撕成了碎片,各自取所需,这显然违背了保护初衷。 在非遗众多门类中,传统手工技艺可以说是最容易转化为生产力的,从而走向市场,实现商品价值的非遗门类。但是即使在此类非遗生产性方式保护问题上,许多专家也呼吁不要盲目进行产业化,以免使非遗发生变异,偏离其初衷。著名民俗学者乌丙安指出,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到“利用”就会很高兴,但如何进行“合理利用”却很难界定,因为各个非遗项目的可生产属性不同,有些适合成规模开发,而有些根本不适合。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非遗门类和文化传承特点,制定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把保护工作做好。在进行非遗保护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其文化价值和经济效益,但这需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不能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壮大非遗文化的产业,同时不会丢失其文化核心。我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使用产业化思维大规模开发生产性非遗的流行趋势是不可取的。南京艺术学院研究员、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发出了预警:“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完全是两回事,产业化要求低成本、大批量生产,这和手工技艺的生产正好相悖。传统红木家具企业产量虽然低,但讲究质地精良、技艺精湛,一辈人用完了,下一辈人还能接着用。而且,产业要求有规模有标准,但文化要求个性、要求独特。如机器制作紫砂壶,每把壶都一样,那就失败了。” 我同意这种观点。虽然在中国三大名锦中,蜀锦、宋锦手工织造技艺大体可以被机器替代,但是机器绝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南京云锦,它以通经断纬、逐花异色为特色,其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全靠个性化想象和灵活性操作,只有心到手到才能成就一幅幅形态各异、灿若云霞的云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信心在申请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拿到木机妆花这一核心绝技。 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要坚持以传统技艺、手工艺术为主导的保护思路。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看似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但它却显得功利和缺乏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传承价值和文化魅力的,我们需要保护它的独特性和个性化,让它不断发扬光大,传承给后人。我一直被誉为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主席冯骥才在这个时候十分痛心。当前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多来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既没有专家组的参与和严格审定,也没有专家的文化智慧和科学眼光,甚至简单地与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挂钩。即使有个别专家被请去出主意,最终也是官员拍板和开发商说了算。某些官员和开发商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文化遗产被产业化了,赚到钱,就是得到了重视,起到了作用。 我深表反对这种观点。文化遗产一旦被产业化,就可能被按照商业规律解构和重组。经济潜力较大、能成为卖点的被拉到前台,不能进入市场的那一部分则被搁置一旁,由此造成非遗被割裂与分化。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民间史诗、传说、故事、歌谣等)就是消失得最快的非遗。产业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艺术被取代,使得文化遗产的本质逐渐消失。 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在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将非遗的保护和发展纳入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中,以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地域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明确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方向,加强扶持和指导非遗的传承人,使传统技艺在现代文化产业中发挥出更大的活力和价值。文化遗产只有在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于非遗保护而言,我认为产业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运用得当才能起到好的效果。毕竟,产业化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含了市场化的运作形式、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与资金有密切关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等要素。而非遗是文化,是超越私有与利润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意义。为了解决文化与经济的矛盾,我们需要建立非遗市场化、产业化后的评估、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与利润分配体系。在坚持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下积极寻求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我们应采取的策略。 但是,如果以上保护非遗行动只是打着旅游开发和产业化经营旗号,有时候反而对非遗造成了一种建设性的伤害。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追求政绩和经济收益,忽视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长远僵担,割裂了非遗的文脉,导致非遗的本质逐渐消失。 因此,我们需要鼓励和支持那些创造性地将非遗纳入现代社会与文化产业结构的项目和理念,加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宣传教育工作,呼吁全社会关注和认知非遗的价值。同时,在发展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非遗保护要始终贯穿于其中,确保非遗的原创性、传统性和文化内涵不被侵犯。我认为,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行为不光是被动的破坏,还存在着一种破坏性建设。最近,由我国首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出版,我曾担任该书副主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在“经济挂帅”的思想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仅将文化遗产保护置于次要地位,而且常常会为经济建设让路,甚至成为文化遗产破坏的罪魁祸首。 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特别是工程热、建筑热和房地产投机活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城市的决策者会毫不犹豫地摧毁一座座旧城,破坏一片片积淀丰富文化信息的历史街区,从而导致传统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和城市记忆的消失。尽管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在基本建设中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但是地方文化局和文物保护部门往往因为与城建、工业等强势部门的比较处于下风。 因此,为了切实保护文化遗产,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体制机制的改革。政府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考虑,确保文化遗产保护不被牺牲和破坏。同时,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有效实施。我最近关注到了南京市民关于29人上书保卫老城南的新闻。梁白泉、叶兆言等29位南京本地文化人士一封信《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反映南京最后的金陵古城自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秦淮区、白下区的最后的金陵古城,却突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危改”拆迁。据称,这次在金陵古城施行“危旧房改造”的主旨包括了“加快扩大内需”,“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南京楼市迎来重大利好”。29人表示,清代杨桂年故居等多处文物单位惨遭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江苏酒家、张小泉刀剪店等多家著名老字号即将在“危改”中消失。 而在一些非遗点密集的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变成了片面的村庄改造和民房建设,文化村落被铲平,建成整齐划一的新楼。比如,在湖北的土家吊脚楼在新农村建设中就被大面积拆毁。有些县政府在追求新农村建设时,只强调“经济林木”,荒废了村庄文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人也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这些情况让我深感担忧。政府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开发中,应该更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尽量避免文物损毁。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它们的保护和传承是我们的责任。政府应该重新审视建设的目的,注重保护历史文化,以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此外,政府还应该加大非遗保护宣传和教育的力度,提高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对乡领导的热衷于安居工程和整村拆迁发展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会严重破坏传统特色村镇民居。这种破坏不仅仅影响了物质文物的保存,还破坏了日常起居民俗习惯的传承,使得我们的文化遗产面临着消失的风险。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华筠也认为,我们的新农村发展战略应该把文化保护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我们需要引导非遗创造主体,也就是广大农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快乐地享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成果。 我认为,城乡破坏性建设开发的热情要适可而止。我们不能只看到物质文物的保护,也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总理在曾经说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人之文明,无文象不生,无文脉不传。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这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只强调房屋建设、道路拓展而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我们的文化遗产将面临危险。 我们可以借鉴欧洲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旅游发展,都必须服从遗产保护,因为文化是城市和旅游经济的灵魂。我们需要明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保护了文化遗产,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注重非遗文化的维护和传承。我认为,在保护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同时,我们需要尊重当地群众追求现代生活的权利。我们不能只强调文化保护而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不同的利益追求之间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我们需要权衡各方面的利益,才能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现代社会,领导干部肩负着责任,需要追求物质利益和科学政绩。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遗产破坏的高危险期。在当下举国投资保增长、保民生的特殊时期,更需要端正我们的遗产价值观,确立科学保护观。中华文明根脉上最生动也最脆弱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我们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刨根割脉了。我们需要把根留住,让脉永续。 我认为,彩云之南的保护非遗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有序开展保护非遗工作,保护香格里拉的藏族、纳西族等民间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需要学习彩云之南的做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非遗措施,使得我们的非遗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个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发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云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云南是中国世居民族最多的省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体、多元文化形态共生带,这里拥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保护非遗方面,云南动手早,用力深,取得了显著成效。 早在2000年,云南就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基础。在全省范围展开大规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普查,并分三批命名了647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基本建立了省市县非遗名录体系。随着云南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先后有71项民族民间文化奇葩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成为全国非遗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深入探寻非遗保护“云南经验”的真谛,我们最近进行了调研。在云南的节日狂欢中,三月街和泼水节尤其著名,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节日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还是人们纵情欢乐的时刻,展现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魅力。 在保护非遗的道路上,云南已经走在了前面。我们需要学习云南的经验,进一步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让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作为一个热爱文化的人,我特别喜欢这样一个时期,因为许多民族地区的节日在这个时期都相继到来,其中包括了两个火爆的民族节日:大理三月街和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 三月街民族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今年活动于4月10日至4月16日举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参观。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的游艺、情歌大赛、武术表演等节目,还能够欣赏到首次亮相的非遗展演:“千年古街”(三月街)锣鼓开道,1000多名群众演员鱼贯而入,超大型木桶染缸推出“白乡扎染”,彝族汉子踏出粗犷的“彝家打跳”,柳枝葫芦飘出白家“绕三灵”。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展现,增强了人们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据大理市文化局周丽斌透露,除了三月街民族节,还有许多其他的节日活动。在这些节日中,有9项国家级和14项省级非遗活动,包括鲁望芦笙节、拉祜族八月节、现代彝族毕节火把节等等。这些活动都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的,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 总之,在这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些活动都是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节日和非遗活动将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让我们的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作为一个喜爱文化的人,我很开心看到3项省级和100多项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明年,大理还将积极推进全省或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大理的展演,让三月街成为一个文化品牌。 而在这个时节,另一个非常火爆的节日也正在进行——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在4月15日早上9点,随着“波章”虔诚地走上澜沧江边的取水台,泼水节取水仪式正式开始。随着午间12时,“吉祥水”被送到滨江公园泼水广场,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宣布泼水大联欢正式开始。6万人一起开泼,“水、水、水”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泼水广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一位新华社记者在泼水现场归来后写下一篇五言古诗《泼水节颂》,其中的几句描述泼水节的场景十分真切:“身虽发肤贵,今日不惜身。出门便相泼,俱是陌生人。锵锵象脚鼓,袅袅孔雀舞。凤尾竹楼女,菩提树僧侣。昨日勤织布,今日成泼妇。昨日小沙弥,今日成泼皮。男松紫襟扣,女褪绿筒裙。一泼日隐隐,二泼云沉沉。三泼天欲雨,也向人胸盆。” 在这个时刻,我感受到了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魅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是一个非常华丽和热闹的节日,让我感受到了节日的独特氛围和欢乐。自从2006年开始,我就一直收到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基诺族大鼓舞、布朗族弹唱等10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让我非常激动。西双版纳州是云南最多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地方之一,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2008年夏季奥运会期间,楚雄彝族自治州举办的大型风情歌舞《太阳女》在北京海淀剧院演出了3天。在尾声部分,最美丽的彝族姑娘——太阳女捧来了太阳的火,点亮了彝家人的红火塘和祖传信仰文化,这场演出让我记忆深刻。这样的表演引领着我们走向更深入的了解彝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我也有机会亲身参加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活动,我跟士兵们一起淋水,湿透了衣服。西双版纳有13个族群,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和声一起呼喊着打水。布朗族、汉族、基诺族等各族群众都参与其中。我们一起洗浴、唱歌、跳舞,感受着欢乐的氛围,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洗澡和泼水的活动。最后一起把澜沧江的水全部倒出来,瓢泼向太阳,祈求着千年垢和万年的祝福离开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族文化间的融合和传统的传承。 西双版纳的文化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许多来自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的游客都来这里参观和游玩。在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海和水的巨大影响力,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在火把节期间,我也参与了点燃火把的活动。夜幕下,我们在田野山冈排成长队,放声歌唱,手中的火把也熊熊燃烧。最后,我们聚集起手中的火把,形成堆成的篝火,欢快地跳起了“达体舞”,整个活动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当代诗人洪烛留下了这样炽烈的诗句:“如果一生中不曾举起狂野的火把,真可惜了这双手!”我也深深地感悟到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云南被称为“歌舞的海洋”,这一点也没有夸张。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已经收集了各族民歌、民曲2万多首,舞蹈6000多套,器乐200多种。此外,还有300多种民族乐器,是中国民族乐器数量最多的省份。锅庄舞、热美蹉、章哈调等各种各样的舞蹈,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和风格,我也深深感受到了多元文化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在云南,我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相融与交流,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我完全沉浸在这种歌舞文化中,在这种活力和多元性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欢愉和美丽。这里的文化将会一直让人们留恋和追寻,我也期待着能够再次回到这里,享受这种美妙的文化之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建塘镇,我有幸看到了各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中心,他们出版了《欢乐香巴拉》等VCD教学光盘,让广场舞传遍全州3县12乡镇城乡社区,普及率达到了85%。这就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种欢乐的舞蹈中,一同体验这种跳舞的乐趣。 在纳西族地区,我看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舞蹈音乐——“热美蹉”,这是源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舞蹈音乐。著名的纳西族学者宣科对这种音乐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热美蹉起源于对自然的恐惧心理。热美是一种精灵,专门吮吸死者的灵魂。为了保护亡灵,人们在守灵时边唱边跳,以吓唬和驱赶“热美”。至今,热美蹉在丽江市古城区大东乡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介绍说,大东乡于1990年初组建了热美蹉艺术团,成立了“大东乡热美蹉协会”,引导民间组织培养新一代的热美蹉继承人,这种举措让我感到非常赞赏和钦佩。 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方法有着独特的特点和意义。不仅仅是舞蹈,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传统技艺等等。这些美妙的文化,可以一代传承一代,保留下来,也可以不断创新、融合,并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我期待着云南文化继续发展和创新,带给我们更多美好的事物和无限的可能性。如果说热美蹉是纳西族歌舞的乳汁,那么章哈就是傣族人生活中的盐巴。在我看来,没有章哈的生活就像饭菜里没有盐巴一样乏味。章哈既指“歌手”,也指傣族传统曲艺唱曲形式。今年泼水节,我曾担任总顾问的勐腊县大型歌舞表演《南腊之歌》,就是以章哈调为主旋律来设计各个舞段。这种音乐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到傣族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风情。 随着老一辈的章哈相继离世,这些年傣族民间听章哈的风俗已经不如以前那么普遍了。为了保护和传承这种音乐,西双版纳州编印了第一本傣文版《章哈学习演唱手册》,对章哈艺人进行了集中培训。自从2008年起,云南省政府对省级非遗传承人给予人均3000元的传承经费。一些章哈收到这笔钱时感动得流泪,表示:“我们非常感谢对我们民间艺人的关心,派人送来了补贴,让我们享受到了祖辈做梦都想不到的幸福。”这种支持和资助,无疑会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音乐传承和保护的行列中来。 我相信,在云南这样充满多样性和特色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他的非遗文化,都值得我们去发掘和探索。只有不断保护、传承和创新,才能让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今天得以传承下去,同时也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更丰富、更多样、更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在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的蝴蝶泉边,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纺织品染色技艺——扎染。从10多岁的小姑娘到年逾花甲的老奶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扎布,它被文化部命名为“白族扎染艺术之乡”。为了保护这种手工技艺,2007年,云南省文化厅向大理市下拨了15万元的经费,大理市政府配套了3万元。这笔资金专项用于保护白族扎染技艺等非遗项目。 近年来,白族扎染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推陈出新,开发出了彩色扎染,还派生出了扎染包、扎染帽、扎染围巾、扎染衣裙等工艺品,深受海内外游客的喜爱。在这里购买到的扎染产品,都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 还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手工技艺需要一提,那就是纳西族的手工造纸。我得知它们也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之中。当地人使用树皮和植物纤维,制成原始的手工造纸方法,取代了最初的竹简和兽皮,成为纳西族传统书写载体的一部分。现在,它也成为了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旅游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和体验。 另外,云南还有一种制陶工艺,叫做“慢轮制陶”,也非常有特色。通过这种工艺,陶器表面光滑细腻,处理精细,色彩鲜艳。这种技艺在云南省内外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许多喜欢手工艺品的人前来欣赏和购买精美的慢轮制陶艺品。 总之,云南富有多样性和特色的手工技艺和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保护。只有不断地传承和创新,才能让这些非遗文化在今天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它们也是我们美好的生活和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了解到,在云南,有许多有趣的手工艺门类和非遗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白族扎染和纳西族的东巴造纸技艺,还有傣族的慢轮制陶技艺等等。 关于东巴造纸,它是纳西族东巴(祭司)最重要的写经用纸。这种造纸方法,原材料使用了来自“阿当达”的瑞香科丽江荛花。这些植物原料经过10多个工序的加工制成,最终成为白色厚质的东巴纸。这种纸不仅品质优良,而且不易被虫蛀。为了保护这种非遗文化遗产,迪庆州近年来组织了专人下乡实地调查,拍摄了东巴造纸术的工艺流程和制作方法。同时,州文化部门还落实了东巴造纸技艺传习基地,并提供资助。 另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手工艺门类,就是傣族的慢轮制陶技艺。今年2月,在西双版纳州文化部门组织下,傣族慢轮制陶传承人玉勐参加了“中国非遗技艺大展”。展示结束时,一些陶制品被文化部非遗保护中心收藏,其余的作品则以10倍于景洪当地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州里计划在玉勐等两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建设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传习基地,以此保护和传承这种非遗技艺。 总之,云南有着众多精美的手工艺门类和非遗文化遗产,它们的保护和传承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了解和推广,从而让它们在未来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了解到,云南有一些非常特别的非遗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加以保护和传承。其中包括纳西族的东巴造纸技艺,白族的扎染技艺以及傣族的慢轮制陶技艺。 在傣族的手工艺门类中,贝叶经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民间信仰。贝叶经由傣族人采摘贝多罗树叶制成,作为书写材料,记录着佛教经典和民族历史文化信息。然而,据西双版纳州文化馆馆长段其儒调查,现在全州能正常刻写贝叶经的艺人已不到10个。为此,近年来州政府投资200余万元出版了《中国贝叶经全集》,其中已出版60集,余下40集定于今年年底出齐。该州还计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双版纳州文化馆等地各建一个贝叶经传习所,同时在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傣族慢轮制陶传习基地。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对傣族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它们得以在今后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总之,云南的非遗文化遗产是非常珍贵的,需要我们加强对它们的保护和传承。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才能让这些文化遗产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我了解到在西双版纳,佛教学院分院挂牌成立了贝叶经制作传习基地。这个基地还为那些仍在从事贝叶经刻写的艺人举行了拜师仪式,为他们发放生活补助和带徒奖金。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对贝叶经的保护和传承,让傣族非遗文化能够得以传承下去。 此外,我还了解到在楚雄州,有关部门开始抢救保护彝族毕摩典籍。彝族毕摩典籍是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家所创作的珍贵文化遗产,长期以来,流传形式多是口诵记忆和手写传抄。为了有效地抢救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2005年6月,楚雄州投资1000万元的百卷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项目启动。经过近4年的辛勤工作,目前100卷的篇目编译已经全部落实。2008年底,出版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40卷,并且对外首次进行了大盘点和大展示,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为更多人所了解和传承。我了解到,《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共收录了滇、川、黔、桂4个省区彝族代表性的彝文典籍和口传祭经、创造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总共有40卷。这部巨著是中国甚至全世界第一部涉及彝族毕摩文化遗产的著作。它对于彝族文化和中国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40卷典籍以毕摩文为主,通过对彝族毕摩典籍的汉语释读和注释,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彝族多种口头文化遗产,包括创造史诗、英雄史诗等,以及彝族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历史渊源。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增进民族文化交流和了解。 总之,《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遗产,它的出版和传承对彝族文化和中国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下,中国的非遗文化一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对于这个文本部分,我不用进行重新表述。 因为它是一个Html标签,而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文本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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