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传承人,这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险。我们迫切需要开展一场挽救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行动。
如何拯救中华民族文化基因?
历史封存了民族记忆,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被保存至今,它们是民族认同的历史标志,更是民族向未来自信的基石。
2009年,我国开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黄金时代。端午节、黄鹤楼、苏州园林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名录,展现了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

今年的端午节、全国遗产日和国际非遗节等重要活动盛装启幕,同时为庆祝共和国60周年,多个非物质遗产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选资格,代表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光彩。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当前的现实。被世界公认为重要文化宝藏的非物质遗产,其传承人在我国面临着普遍困境。他们的文化生态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和边缘化,再加上其大多已步入老年,这意味着许多绝技、绝艺将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实际上,非物质遗产濒危的背后其实是文化认同危机的问题。这部分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国民众文化价值观的倾斜和误判。从19世纪中期开始,源自西方的工业、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全国,洋务运动、一切牛鬼蛇神和全盘西化等文化声浪不断,这些声音扰乱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曾经,我们国民包括官员都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缺乏起码的敬畏和珍爱,这导致了几度文化认同危机。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喧嚣和骚动之后,站在21世纪的角度上,我们的文化反思和价值评估比100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更能够理性地回归。民众对于自身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正如国学大师冯友兰所说:“尽管各世界列强社会新兴不久,但他们不古老;古罗马、古希腊,虽然古老,但他们没有今日的传续。”而中国是“有古有今”的,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源远流长的文明之一,恰恰在于她的非物质遗产作为唯一不曾中断的载体而长存。2003年,联合国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传承非物质遗产可以让不同的群体建立起认同感和历史感。
保护非物质遗产是我们寻找文化根源之旅中必经的一站,而破坏非遗则等同于割断文化的血脉。毫不夸张地说,非遗既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更是我们民族传承和繁荣的希望所在。非物质遗产是民族文化的DNA宝库,是民族精神的大动脉。我认为,非遗蕴含了中华民族极具个性化的宇宙观(如“天人合一”,让人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忘之境中逍遥游)、道德观(修美德,行善举,孕育了春秋汉唐诸多君子风度和高士节操)以及审美观(中和蕴藉,呈现出东方艺术的意境和韵味,给现代人的浮躁心灵注入脱俗的艺术剂)。
那么,如何让保护非遗成为全民的文化自觉呢?首要问题是要加强对教育干部的教育。最近年来中央领导给出了明确态度,将非物质遗产的定位提升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结晶”。在国家发展具有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新阶段,我们有必要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那些泛封建糟粕论者和唯GDP马首是瞻者)发出新起点文化启蒙和学习的号召,帮助他们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保护观以及与市场利益制衡的人文价值观。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矫正过去那种习惯于“天下政绩出经济”的盲目发展思维,并真正实现贯彻非遗保护的目标。只有那些经济型的官员才能真正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政绩”,并在投入人力、资金和物力方面不再吝啬。他们能够带领全民创造一种共建共享的崇文氛围。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也存在。”喀布尔博物馆大门上的这句话值得人类全体铭记。当然,我们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们希望人类文明能够在多元共存中达到平等对话,但我们坚决拒绝被文化霸权同化。我们同样欢迎现代西方文化,但绝不是要将民族本体文化践踏在脚下。中华文化是一种诗意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具有诗性情怀的民族。因此,我们应该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加入联合国公约的一气呵成更是新的起跑线,中国正在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战。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在精神家园中寻求自我,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主权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战!“人离开了,留下的是一身绝技和珍贵的物品。”许多地方的文化工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之一就是绝活成了绝唱。听到这些消息时,他们最常做出的反应就是沉重地叹息。
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第二部分)
2008年2月28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公众看到的551名传承人名单中,让人遗憾的是,其中有两位传承人在评定期间就已经在同年1月去世。他们分别是川剧六大传承人之一的陈安业和苏剧两大传承人之一的蒋玉芳。当时,陈安业已经71岁,而蒋玉芳则已经86岁了。到2009年6月止,文化部已经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大约2000人都已经年过六七十。如果再看看各省份命名的省级传承人,就会发现很多都是年迈的老人。虽然也有一些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存在,但却不多。
2008年7月,福建省文化厅曾对其首批232名省级传承人(包括国家级的55人)进行过摸底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传承人的平均年龄为59岁,其中有47%的人年龄已经达到61岁以上,而最年长的传承人今年已经90岁了。此外,大部分传承人处于中低收入状态。约32%的人年收入不到1万元,47%的人年收入在1万元到3万元之间,只有12%的人年收入在3万元到5万元之间。还有45.5%的传承人没有社保,27.6%没有医保。
“这些数字让人担忧。我们必须想办法保护和支持这些非遗传承人,让他们的技艺和知识得到传承,而不是任由他们被时间和生活所淘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速度惊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传承人已经进入了高龄和银发时代,老艺人们去世的速度越来越快。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一位文化工作者表示:“自2002年以来,楚雄州已经有7位省级传承人接连去世了。”
在云南丽江古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之典的印象中,1983年丽江知名东巴还有62个传承人,但现在只剩下不到10人了,他们都已经年迈。2003年8月,东巴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但那些参与翻译经典的东巴大师们却早已离去了。英国《独立报》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正处于危难之中的最后东巴”的文章,惊叹于纳西东巴文化即将在这个星球上消失。李之典表示,“人走了,留下的是一身绝技和精品。”
目前,我国大约有一半的传统手工艺都处于濒危状态。中华民族的非遗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乏各种传统手工艺,这些手工艺的精湛程度可以通过现代机器化大规模生产所无法达到的百变美态呈现出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指出,虽然现代工业生产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现代文明,但对于传统手工业不能轻视,在西方一些后工业化国家,人们已经重新发现了手工艺的价值(最精致的西装都是手工缝制的)。
然而,现实却令人忧心忡忡,我国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方式,包括家族式、师徒式和社会化传承,大多存在着困境和危机。
“我是金家第五代传承人,如果女儿没有接班人,我们家老祖宗发明的御窑金砖工艺就必定会在我这一代失传!这样一来,我金梅泉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金梅泉的御窑砖瓦厂位于江苏苏州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位于偏远地带,很少有人前来,那里几乎只有几间旧屋作为工厂使用,以及几位雇工。金梅泉自豪地介绍道:“我们烧出的是金砖,这在全国可是独一无二!过去这里生产的金砖曾进贡给明清皇家专用于建筑,你们从北京来,皇宫建筑中的金銮宝殿就铺设了由我们生产的金砖。”从他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炉火纯青”四个字有多么重要。金砖的独特技术在于选材、粉土制作和烧制――选取地下中层土,上部的浮土和下部的沙土不能使用;制作粘土时,首先要经过牛踩和人踏,踩出一种类似于和面的黏性;烧制金砖需要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而完美的火候需要由工匠全凭经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烧制出一窑具有“敲之有声,断之无骨”和“雕之有纹,踩之不滑”特点的特殊砖块。
金梅泉已经年过花甲,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被评为国家级传承人后,经常向女儿灌输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最终女儿辞去了工作,接任了砖场的厂长。如今,金家传统技艺已经进入到第六代继承人手中,她颇为自豪和自信。然而,她也面临着父亲时代的两个主要难题,即原材料的日益短缺和文物古建筑维修市场的萎缩。由于市场需求不旺,传统的文化砖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隘。
和金梅泉父女传承的情况相似,徐竹初在福建漳州从事木偶雕刻,他的这门手艺也是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在他的木偶世界里,木偶不再是笨重的“木头人”,而是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神态和情感。从徐氏木偶的第一代开始,这门手艺一直传承到徐竹初和儿子徐强手中,已经是第六代和第七代了。让年过古稀的徐竹初感到困惑的是,传统木偶戏剧的观众数量严重减少了,现在的人已经失去了玩赏木偶的兴致,知音难寻。而木偶雕刻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因此难以吸引当地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学习这门手艺。
为了吸引年轻的学徒,福州脱胎于漆器国家级传承人郑益坤甚至把自己的工资和津贴全部花在漆艺和学徒身上,但由于工艺步骤繁琐、市场不景气以及家长的反对,最终学徒们只得放弃这一行。郑益坤感慨道:”我这一生,虽然情系漆艺,但是漆艺的未来在哪里呢?”73岁的郑益坤是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金鱼盘》广受欢迎,甚至能够吸引小猫转圈围着盘子,美学家王朝闻看到后还说:“气死猫了。”然而,时光荏苒,如今在福州民间艺术博物馆里,充满漆味和昏暗灯光的几间工坊中,只有零星的几个工匠低头制作着漆器艺术品,而这里像是被人间繁华遗忘的角落。
除了家族和师徒传承之外,社会化传承这一条路看起来越来越狭窄了。
随着全国高校的合并或者是根据市场需求对专业进行的调整,工艺美术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镇,大多数的教学定位不再关注传统工艺美术的教学和传承。10年前,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已经没有了“工艺美术”专业,它被“设计艺术”(更偏重数字化制作)所取代。再加上现代化生产和工艺技术的发展,越来越的年轻人对传统手艺的关注度降低,也导致了许多传统手艺技艺的流失。因此,对于这些祖传工艺,未来如何传承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劳动观正在改变,这直接影响了手工艺制品行业的传承方式和生存境况。考虑到手工艺的沉淀期较长,需要更多时间进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且工作状态和工资待遇都无法与高薪行业相比,这很容易吸引大中专毕业生去其它行业发展,真正能够在工艺美术行业长期发展的人只占少数。
南京云锦曾经创下康乾盛世期间秦淮河沿岸机杼声不息的辉煌。近年来,南京市云锦研究所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将云锦专业纳入职业教育范畴,共同开设云锦职业中专,以缓解中级技术人才短缺问题。
能否将传统手工艺行业世代相传,直接关系到这些行业的生死存亡。在福建省一大串濒临失传的非遗名单上,包括福州软木画、福州金箔和黄金漆画、福安银锡饰雕、莆田纸扎布扎、漳州木版年画、永春纸织画、泉州竹编、畲族苎布织染缝纫、宁德廊桥制作等等,都需要通过全社会的关注和救助,获得更多生存的空间和机会。=”font-size:14px;”>目前,漳州木版年画、连城雕版等工艺品传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很多珍贵的古刻版已流落到国外,部分刻版也因虫蚀、霉烂等原因而面临毁灭。漳州八宝印泥的主要技术是其核心机密,只有一个人掌握,但目前很难找到道德责任和艺术灵性兼备的传承人,传承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最近刚刚完成了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工艺美术行业最大规模的普查。根据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红的透露,从1979年到2006年,全国共授予了365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称号,目前已有五分之一相继离世,未过世的大师平均年龄约58岁。到2006年,我国共有高级工艺美术师3025人,仍在从事工艺美术的仅占55.9%即1693人,其中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不到600人,仅占20%左右。美术大师技艺抢救性拍摄计划。最近一次普查发现,我国有764个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其中52.49%的品种因为传承缺乏后继人才等原因而面临濒危状态,有些甚至已经停产。2005年,王山担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后,就立志组织拍摄一部专题纪录片,来抢救高龄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他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全国唯一一位石雕国家级大师卢进桥。然而直到2009年资金才到位,拍摄工作才得以正式启动。今年2月17日早上,王山和他的团队冒着风雪前往河北曲阳县,没想到在路途中接到卢进桥昏迷住院的消息。他们赶到医院时,卢进桥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更加催促王山加紧对工艺美术大师技艺进行抢救性拍摄,并且呼吁各方参与这项计划的立项工作。,在文化的丰富性、主题的多样性以及受众的广泛性上仍是一流的。但传承方面也面临极大的挑战。针对这个问题,一些京剧团正积极探索创新,开展多元化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不过京剧并不是唯一面临挑战的戏剧种类。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戏剧类占了92项,但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有367个戏曲剧种,而至今仍在演出的只有267个,甚至还有不少属于“天下第一团”(唯有此团)。这就意味着,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消失了100多种传统戏剧种类。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关注、保护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以确保它们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种戏曲在一些地区还保持着传承和演出的能力外,大部分地方戏已经逐渐消失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传承人才的匮乏,更是源于地方戏的地域性和话语权不足。事实上,地方戏也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价值,不仅记录了地方文化的精髓,也给人们提供了情感交流和文化沉淀的载体。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支持地方戏的传承和发展。这需要政府、广大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参与,推动地方戏从局部走向全球,更好地展现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传统文化。年。”戏曲人才的匮乏和流失不仅仅存在于莆仙戏这一个剧种,这是中国传统戏曲普遍面对的问题。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戏曲人才的搜索和培养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传统戏曲的记录、保护和传承;我们也需要通过拓宽培训渠道、加强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减轻表演压力等多种措施,为戏曲人才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前景。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每一个传承人的重要性,应该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地位和尊重,让他们在不断追求艺术高峰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应有的物质和精神回报。只有如此,才能让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文化光芒。莆仙戏和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历经千年风雨仍屹立不倒。然而,如今它们却不断面临着表演人才稀缺和流失的危机。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投入更多资金和资源,从科技创新、保护记录、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振兴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其次,需要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爱上传统文化,并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文化传统。此外,需要加大社会对于传统文化从业人员的支持与关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从而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身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之中。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传统文化定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现出更加独特和魅力的一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昆曲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然而,面对现代市场竞争和职业发展机会的不足,昆曲人才的稀缺和流失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挑战。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变现状,从多个方面入手,加强昆曲人才的培养和保护。首先,需要加强对昆曲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一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其次,学校和培训机构应该加强对昆曲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多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到昆曲传承和发展的行列中来。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对昆曲从业人员的支持和关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让他们在职业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道路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护和传承昆曲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其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更加绚烂的文化魅力。在举办民俗文化展览会、文化艺术节和非遗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让非遗成为现代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非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然而,我们也不可否认,当前非遗保护和传承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传承人的稀缺、文脉的中断、社会地位的低下等问题都需要我们采取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非遗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让非遗传承成为一项有尊严、可持续的职业。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和文化机构加大对非遗保护的支持和投入,加强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让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得以焕发出更加璀璨的文化魅力。)等多个国家推行。与此相应,我国也应该借鉴这一经验,加快建立对“人间国宝”的活态保护体系,让非遗传承人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尊重。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和职业发展空间,让他们在传承中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帮助。其次,也需要建立对非遗项目的认定和保护体系,将有代表性、有价值的非遗项目认定为“人间国宝”,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让其成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需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非遗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保护和传承我们的非遗文化,让其在现代社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文化光芒。
”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民众也非常关注和尊重他们,认为他们是文化传承的宝贵财富,是国家和民族的骄傲。这种文化对非遗传承人的支持和尊重,真正实现了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因此,我们应该从日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加强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支持和尊重,建立起更加完善的非遗名录体系和保护机制。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全社会的教育和宣传,提高民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重视,让非遗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为我们的文化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支持和保障。我们可以学习江苏省的做法,制定更加完善和具有可行性的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给予传承人更多的荣誉和实质性的奖励,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和尊重。同时,还需要给予经济上的扶持和保障,如给予高额的培训和传承补贴,提供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社保政策,鼓励各民间专业协会和社会团体参与到非遗保护中来,共同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可以说,只有实现了对非遗传承人的科学保护观,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非遗文化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扬光大。
;>非遗保护需要综合考虑经济扶持和法律保障两方面。在经济扶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奖励资助等措施,激励以及培养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非遗传承人的经济待遇问题,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保障和福利,以更好地支持他们参与到非遗文化的传承中来。在法律上,我们应该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更加完备和可靠的知识产权保护,确保非遗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维护。
科学保护观的实现需要我们树立富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理念。我们应该建立共建共享的人类精神家园,实行长期的非遗文化保护计划,使得非遗文化真正能够得到传承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人老艺亡”的困境,让非遗文化在后人中得以传承,继续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非遗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为非遗文化保护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让我们一起,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保卫战,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添砖加瓦!
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等文化遗产,正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文化遗产,汇聚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曾高喊着“踏倒他”的口号,但现如今,我们意识到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贵性和非凡价值,正着手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机构,进行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
然而,我们也应该反思现代化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冲击和威胁,避免落入文化激进主义的泥淖。我们需要让文化激进主义回归理性,更加科学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我们应该采取全面、科学的保护策略,加大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和传播,提高民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和关注度。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和创新,将其融入到现代化生产、生活和娱乐中,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让其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审视我们传统文化中宝贵的遗产和资源。历史上,“三坟五典”是古代文化中珍贵的书籍,《百宋千元》是传世文献中的稀世珍品,“金人玉佛”是中华文化中宗教信仰的财富,“祖传丸散、秘制膏丹”是传承至今中医药文化的宝库。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明确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的手工技能、与上述相关的文化空间等。
然而,我们也需要反思历史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避免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落入文化激进主义的泥淖。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方式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同时注重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传统文化遗产一样,终于在当今社会中得到了更加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和认可。
然而,在保护非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教育干部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界和海内外的文化学者都在探讨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发现中国以及东方文化遗产中的诸多精华和优势,这些价值得到了重新的评估。传统文化的复苏热潮,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我们已经意识到激进主义所带来的文化损失,正开始重新发现、评估和保护我们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曾经被鲁迅先生讽刺的京剧艺术,如今已经成为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因此,在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时,我们需要重视教育干部的作用和责任。我们应该加强教育和理性引导,让他们了解非遗文化的重要性,并引导他们采取科学的保护措施和策略。同时,我们也应该鼓励各地开展非遗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工作,积极挖掘和传承我们珍贵的非遗文化遗产。只有坚持科学、理性、文明的态度,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扬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继续闪耀。
古典艺术在国家级非遗中位居前列,展示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高度尊重。
对于“精华糟粕二元论”,我们需要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不是简单地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我们需要认识到精华和糟粕在很多情况下是共存的,有些文化被视作糟粕,但在另一个文化中可能是珍贵的精华。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亮点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它在思维方式和人与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和元素。这些特点和元素不仅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历史,也具有现代化的兼容性和补充性。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传承这些特点和元素,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好的发扬和利用,为人们带来更大的启示和帮助。
季羡林先生在晚年的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思维方式偏向于整体性、综合性和模糊性。与之相比,西方的分析性思维显得相对狭隘。乐黛云教授则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词,如混沌、天人合一、执两用中、一分为三、五行相生相克、反者道之动等。
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我们也挖掘出了许多亮点。常被提及的几大关键词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匹夫有责、民为邦本、和为贵、和而不同、发乎情止乎礼等。这些精华不仅是中国汉族上层士大夫文人的血脉,也深入到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百姓中,并在最底层甚至最为顽强地得到保存和传承。
因此,深入挖掘和传承非遗文化是找寻民族魂的必经之路。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和传承这些思维方式和社会思想的精华,让它们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好的发扬和利用,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帮助。
虽然有一些文化先驱在呼吁,但是这并不能立即扭转现实中的文化困境,尤其是很难去改变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认识误区。许多官员,包括主管宣传文化的官员,仍然“拒斥”传统民间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这些非遗已经过时,无法与现代化相适应,已跟不上社会进步的步伐。“为什么要捧它们,不如把它们淘汰了!”
如果所有地方都持有这样的政治思想,我们的非遗文化将会面临危险,每一分钟就会有一首民歌、一段传说、一折戏剧、一种手工艺、一张药方、一幅画、一座古建筑、一项礼仪、一种信俗永远地消失。这些非遗文化蕴含着民族活力之基,也同样被摧毁。这些文化结晶会从我们的视野中默默消失。
因此,在保护非遗文化面前,我们需要更广泛地宣传非遗文化,增加人们对其的重视和认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并参与到保护和传承中来。让我们共同努力,维护我们的非遗文化,保护我们的文化珍宝,让它们得到更好的发展,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在未来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教育领域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实践活动中,我们应当将文化认同教育纳入其中,对那些过于重视经济建设的领导干部进行新的文化启蒙,然后向公众普及。否则,中央倡导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会失去源头活水。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同质化的风险越来越明显。
进入新世纪,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这种误解严重威胁到了民族本体文化的认同。
汉族文化近年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江苏省文化厅非遗处副处长冯锦文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外部流行文化对吴文化、金陵文化和维扬文化等本地文化的侵袭。
px;>江南水乡的许多婚丧嫁娶礼俗正在经历生存空间的挤压,土生土长的戏剧、音乐和美术正逐渐淡出社会公共空间和大众关注焦点。外来的、现代化的、新的文化消费品种通过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的传播,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很容易导致他们忽略、淡漠甚至反对本土传统文化,尤其是改变他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多民族聚居地区同样无法隔离于全球化的影响之外。人类学学者和少英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云南省在民族文化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使得那些人口较少、文化底蕴相对不足的民族面临着民族文化特征消失的风险。同时,那些文化底蕴较为厚重的白族、纳西族等各民族文化也深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某些文化特色正被强势的外来文化同化或消损。
在古城丽江,纳西文化的象形文字、东巴教、古乐以及庭院生活等元素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完整自洽的文化生态。然而,现在约70%的纳西族儿童已经不会讲纳西话了;除了一些中老年妇女之外,年轻人只是在民族节日和迎宾活动时才会简单地穿上本民族服装。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多土著纳西族居民已经离开古城,而大量的外来人员涌入。随着居民的置换,古城内的文化也发生了断裂和变革。我们担心,长此以往,古城可能会变成一个缺乏纳西民族文化内涵的空洞壳体。
“要热爱自己的民族!”云南的多个民族都热爱舞蹈,有信仰。毛相、刀美兰、杨丽萍三代人的孔雀舞从自然界的灵性中寻找人性的根源。我们有意识地引导年轻一代,让他们拥有民族自信,因为自信、信仰比任何东西都更加重要。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民族都没有认同感,那么怎么能指望别人来尊重他们呢?
位于景洪市勐罕镇(橄榄坝)的傣族园由曼春满、曼将、曼乍、曼嘎和曼听五个傣族村寨组成。这里拥有澜沧江和泊龙得湖的天然屏障,保护了这里自然生态和傣族文化。然而,傣族园副总经理陈春林坦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母语感到陌生。虽然男孩大多能写一些傣文,但很多人因为说不好傣语而感到羞耻。现在,傣寨缺少会刻贝叶经和习练傣刀傣拳的年轻人。”
此外,园内传统的干栏式竹楼建筑也受到了钢筋水泥建筑时尚的冲击,正在悄然变异。傣族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纷纷制定了《傣族园景区干栏式建筑保护与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但依然无法挽救傣家凤尾竹楼即将消失的悲剧。与此同时,园区内的异化建筑继续涌现,许多村民依然希望建造这种现代化建筑。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意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它面临现代化冲击时。只有拥有自信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我们才能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遗产,让它为我们的后代延续下去。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历史观和进化观来看待非遗。非遗的复苏或消亡应该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某些非遗消失的原因是历史必然和无法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强行让它复原,但至少应该诚实地记录和保留下来,以保存它们,作为一种保护。
我们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因为同意不代表继承。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为人类不同文化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我们听任其他国家的文化大力侵入,就会动摇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危及我们的文化主权,麻痹我们中华民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从而让我们陷入集体性的迷失中。因此,我们应该更加自信地维护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应该开放心态,融合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元素,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样,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民。
早在经济全球化波及到文化领域之初,国际社会就对此作出了敏感反应。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来讲非常必要,就好比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一样不可或缺。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曾经表示反对美国文化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拒绝了美国取消文化产品进口配额和限制的要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曾强调:“中国和法国一样,穿越千年的文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我们的文化在现代通讯网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当代中国,我们非常需要保护我们的中华文化个性不被“偷换”。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需要加快保护非遗立法的进程。目前,全国有8个省市已制定出相关的地方法规,但是我们还需要全国出台一部国家级的非遗保护法,以加强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只有保护好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它,让我们的文明更具活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和进步。
周和平建议,非遗保护应该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进教材并在中小学的课堂上进行普及教育。尤其是要让非遗走进校园,让未成年人走出去,接触和享受非遗的成果,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亲近感。此外,我们还需要借助主流媒体和新兴网络媒体等渠道推广非遗,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祖先,对优秀历史文化充满敬畏之情。总的来说,非遗是人们认同和归属所在区域文化的标志,需要一些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场所和空间来展示。
除了教育自身,非遗展示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推广途径。张艺谋曾在201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了丰富的非遗元素,这一切都得益于咨询专家组里的智者季羡林先生在指出不能“抬出孔圣人”的基础上,其他顾问成员一致认为奥运开幕式应该凸显“中国元素”,反映出东方神韵。当201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表演呈现在世界眼前时,不仅让国外观众惊叹不已,国内观众也有所收获,感受到了非遗的文化魅力。
鸟巢中央场地宛如一张巨大的文化画卷,伴随着古琴《高山流水》的悠扬,15位玄衣舞者在画卷上尽情展现着中国独特的非遗文化。从诸子百家的智慧,到四大发明、文房四宝、汉字唐诗、昆曲京剧、礼乐编钟、提线木偶、太极武术,开幕式上不下20多项的非遗文化让世界宾客大开眼界。
“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向全世界展示最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是张艺谋一直以来的文化创意之路。他创作了《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大红袍》等一系列的作品。作为一位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了展示和推广中华古老非遗文化的忠实倡导者。
2007年全国遗产日期间,国务院总理在中华世纪坛观看非遗专题展时激动地说:“历史的文化无处不在,而你们正是诠释历史文化的代表。我们要把这种文化继承下去,让其成为永恒。”这番话后来被各地文化工作者所传颂,也更加证明了中国非遗文化在世界文化宝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在大国总理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了“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他认为非遗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久经不衰,乃是因为它们具有灵魂和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正是非遗最真实的精髓。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因此真正传承民族文化需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人对于文化遗产的糟粕和价值虚无的认识。而另一些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则存在着过分强调非遗的商品价值,而忽视其文化价值的现象。近年来,一些地方过于追求旅游经济发展和利益的最大化,将非遗作为功利性工具,忽略了其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本质功能。乱作为和不作为都会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力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保卫战(四)。然而,过渡的旅游开发往往会导致真实的文化失去了原真。去年9月,贵州斥资3亿多元对世界最大苗寨――黔东南西江千户进行大规模改造,引起了各界的争议,这是在保护还是破坏文化遗产?
我国非遗资源丰富的地方通常是贫困、偏远或民族地区,“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因此这些地方更加迫切地需要推动文化保护。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地方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将大量民俗和民间艺术表演的形式转化为旅游产品。遗憾的是,有一些地方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开发导致文化失去了本真的面貌。
在很多旅游区,经常出现以下做法:唱得好的民歌手和舞蹈者进入旅游区,成为关在笼中的金丝鸟,艺术与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跨越时空的民族原始歌舞和民间礼俗原本只应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中出现,却被集中在仿建的“民俗村寨”中以互动体验供游客娱乐,变成了平淡而粗制滥造的商业秀。同时,人为制造假冒伪劣民俗,“伪民俗”取代了真实的民俗,游客被欺骗后大呼“民俗也要打假”。诸如此类对文化遗产的肤浅解读和滥用,已经很难从根本上保护本已脆弱的非遗资源。
然而,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将部分非遗保护和开发作为特色文化产业来发展,不仅可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支持,也可以为非遗资源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但必须合理利用,而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润,失去文化的真正价值。同时,需要重视非遗的本来面目,合理保存和传承非遗资源,保护好它们的文化传承和渊源,以此维护非遗的文化本质。
ize:14px;>在非遗保护工作还没有达到很高水平的情况下,盲目地将其推向市场,仅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是不理智的。这样做等于把原始、纯正的非遗文化分割成碎片,让人们只注重利益,忽视最初的保护初衷。
在众多非遗文化中,传统手工艺术是最容易被转化为生产力,走向市场并实现商品价值的门类之一。但即使在这种生产性非遗的保护问题上,许多专家也呼吁谨慎对待产业化,以免使非遗发生变异或偏离其本质。著名民俗学者乌丙安指出,许多地方领导一听到“利用”这个词就会非常高兴,但何为“合理利用”却很难判断,因为每个非遗项目的生产属性都不同,有的适合成规模开发,而有些则根本不适合。
虽然将非遗保护和开发作为特色文化产业来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援,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真正重要的部分——保护和传承非遗的独特文化价值。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保护非遗文化的本质和增加经济效益之间取得平衡。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员、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发出了对政府过度产业化开发生产性非遗的警示。他指出:“生产性保护和产业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产业化要求低成本、大批量生产,这和手工技艺的生产相反。传统红木家具企业产量虽然低,但是注重工艺精湛、追求品质上乘,它们可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传统手艺依然得以保留下来。此外,产业需要有规模和标准,但文化需要个性和独特。如果用机器生产紫砂壶,每把壶都一模一样,就没有了手工制作的意义。”
即使是中国三大名锦中的蜀锦、宋锦,它们的手工织造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机器代替,但机器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织造的艺术,因为南京云锦以通经断纬、逐花异色为主要特点,其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需要基于个性化想象和灵活性操作。只有心到手到,才能够完成一幅幅形态各异、灿若云霞的云锦。因此,我们有信心将这种核心绝技——木机妆花技艺申请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这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一直是文化遗产的捍卫者。他对当前很多地方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感到痛心。这种开发方式多数源自“长官意志”和开发商的商业策划,缺乏专家组的参与和严格审定,更缺乏专家的文化智慧和科学眼光。甚至一些地方政绩和经济收益被简单地与文化遗产挂钩。虽然某些官员和开发商请了专家发表意见,但最终的决策仍然在官场和商场的人说了算。冯骥才坚称,将文化遗产产业化会被商业规律所解构重组,导致非遗被分化和割裂。经济潜力最高、卖点最好的部分会被放在市场前台,而其他无法进入市场的文化遗产则被搁置一旁,这就导致很多古村落中的民族语言和民间文学非遗消失得最快。这些非遗的保护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的影响,那么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恰当地运用这些经济学概念,产业化就可能成为非遗保护的“助凶”。因为产业化包含市场化的功能、规模扩张等特征,并与资金和利润最大化紧密相联,而非遗却是文化,是超越私人与利益的共同精神世界。因此,为了解决这种矛盾,我们需要建立非遗市场化及产业化后的审查、监测、规范等管理机制,并制定一个合理的利润分配体系,以确保在坚持非遗生态整体保护原则的同时,积极争取新时代背景下非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无论是政绩还是经济利益,对非遗产业的割裂都会伤及文脉,破坏生态平衡,反而加速非遗文化的消亡。我们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保护和发展非遗,以确保文化遗产能够承载着历史的沉淀、世代的积淀、人类的智慧,为人类所共享。 font-size:14px;>除了直接的破坏行为,政府还会有一些所谓的“破坏性建设”行为。首部文化遗产蓝皮书《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08)》前不久出版,报告副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苏杨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许多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挂帅”的思想下,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不仅将文化遗产保护搁置一旁,而且常常将其置于经济建设之下,成为牺牲品。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政府决策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摧毁了一座座历史城市的面貌,毁坏了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信息,破坏了传统城市文化空间,割裂了历史的文脉,使城市记忆消失殆尽。虽然国家有相关法规来保护文化遗产,但地方文化部门与城建、工业等强势部门相比,往往身处下游。因此,我们需要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坚守文化保护的底线,共同维护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共同记忆。 城村建设中,往往忽略了文化的重要性和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和现代化建设,所以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流失也日益加重。近日南京29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反映白下区、秦淮区金陵古城启动“危改”拆迁,多处文物单位被拆除用于房地产开发,流失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一些农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忽略文化遗产的保护,导致文化村落被铲平,建成整齐划一的新楼,甚至一些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建筑也被拆毁。因此,我们需要在建设现代化城乡的同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根本上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传承下去。的乡村,保护文化遗产同样至关重要。然而现实却是乡领导们热衷于安居工程、整村拆迁,导致传统特色村镇民居的破坏十分严重。事实上,这些民居不仅仅是有形的文物,它们承载着居民的日常起居和民俗习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体现。如果这些传统民居不再存在,那么与之附着的日常起居习惯也会随之消散。因此,非遗保护专家委员资华筠提出,新农村发展战略应该将文化保护与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广大农民在新的社会环境里快乐享有其传统文化成果。我们可以从欧洲国家获得启示,在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中,都必须服从遗产的保护,因为文化是城市和旅游经济的灵魂。同样的,对于发展中的乡村,保护文化遗产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参与非遗保护和传承,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和活力。4px;>如何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呢?这是当下面临的两难境地。我们需要在确保保护遗产的同时,尊重当地群众追求现代生活的权利。同时,在张扬精神活动崇高人文理想的同时,也要允许领导干部追求物质利益和科学政绩的适度冲力。但是,我们也要明确,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间,往往是遗产破坏的高危险期。尤其是在当前需要投资保增长、保民生的特殊时期,更需要端正我们的遗产价值观,确立科学保护观。作为中华文明根脉上最生动也最脆弱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经不起折腾,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刨根割脉了。因此,我们需要将根留住,让脉永续。近年来,从彩云之南到全国各地,保护非遗已经成为进行时。我们需要打一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保卫战,共同为保护和传承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努力。云南是中国拥有世居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极少数多民族、多元文化形态能够和谐共生的地方。在这片富矿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中,云南已成为全国两个非遗保护试点省份之一。为保护非遗文化,云南早早开始动手,用力深,取得了明显的成果:2000年,云南制定了全国首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3年,他们在全省范围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普查,访谈对象达到了69187人次;云南省累计命名了647名省级非遗传承人,基本建立了省市县非遗名录体系,71项民族民间文化奇葩先后荣膺国家级非遗名录。为了深入了解非遗保护云南经验的真正内涵,在这片彩云之南,发生了很多节日狂欢,如三月街和泼水节,不仅展示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注入了新活力。4px;>
在很多年轻汉族人感觉春节渐渐失去年味的同时,许多民族地区的节日却越来越受欢迎。今年四月,两个非常受欢迎的民族节日相继举行:大理三月街和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
“千年赶一街”,今年的三月街民族节于4月10日至16日举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传统的表演和竞赛活动,还可以看到首次亮相的非遗展演:“千年古街”(三月街)锣鼓喧天,1000多名群众演员身着当地传统服装,演绎超大型木桶染缸推出的“白乡扎染”,彝族汉子跳出粗犷的“彝家打跳”,柳枝葫芦飘扬着白家“绕三灵”……
据大理市文化局周丽斌透露,4月10日当天,全州有9项国家级、1项世界级非遗展演在各古镇亮相,其中最受关注是崇圣寺的一级古建筑。
作为少数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也在西双版纳举行。泼水节是傣族的一个节日,也是春耕节,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新春,在泼水节上大家互相泼水之后,民间认为是可以带来幸运和吉祥的。因此,泼水节被视为傣族人重要的节日之一,也是西双版纳最具民族特色的节日之一。
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使我们的国家更加丰富多彩,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独特的非遗文化体现。我们应该珍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它们,让它们更好地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
在明年的三月街民族节上,大理将展示3项省级、100多项州级非遗项目。此外,还将积极促成全省或全国非遗项目在大理展演,逐步将其打造成三月街的一个特色品牌。
“泼湿一身,幸福一生。”在4月15日的9时,随着傣族宗教仪式主持者“波章”虔诚地走上澜沧江边的取水台,西双版纳傣族泼水节取水仪式拉开了帷幕。12时,“吉祥水”被送到滨江公园泼水广场,云南省副省长孔垂柱宣布泼水大联欢正式开始:6万人一起开泼,“水、水、水”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泼水广场成为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一个新华社记者从泼水现场回来后,写下了一篇五言古诗《泼水节颂》,其中有数句真实而深刻:“发肤虽然不同,今日却不畏身。出门便相泼,故人启辙驰。锵锵象脚鼓,袅袅孔雀舞。凤尾竹楼女,菩提树僧侣。昨日勤织布,今日却成泼妇。昨日小沙弥,今日却成泼皮。男松紫襟扣,女褪绿筒裙。第一泼日渐隐,第二泼云绵绵。第三泼天欲雨,人人皆湿淋。”
在泼水节上,士军与布朗、基诺、傣族等十三个民族齐聚一堂,共同享受湿润身体的快感。他们一起出浴,一起跳舞,享受相互追逐和戏水的乐趣,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他们在澜沧江边畅饮酒水,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等远方的贵宾甚至前来祝贺这个节日。他们共同将澜沧江的水舀尽,向太阳泼洒,祈求千年垢迹被洗刷,万年吉祥长存。当阳光在午后沐浴整个城市时,泼水喊声更加响亮,整个城市沉浸在狂热和喜悦中。在这个节日里,无论是傣寨中还是城市里,人们都一起玩水,享受这种水上人间的感觉。
2006年以来,西双版纳已经有1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其中包括傣族泼水节、基诺族大鼓舞和布朗族弹唱等。这也使得西双版纳成为云南省内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型歌舞《太阳女》在北京海淀剧院上演,其中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尾声部分:最美丽的彝族姑娘太阳女拿着太阳之火,点燃了彝家人的红火塘,烧得通红,为整个节目画上了完美的句号。=font-size:14px;>在火把节期间,人们点燃手中的火把,奔跑在夜色下的山野中,放声高歌。最后,将点燃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壮观的篝火,围绕着跳着欢快的达斯舞。当代诗人洪烛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如果一生中没有举起过火热的火把,那真是太可惜了!”
云南向来是“歌舞的海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已经收集了2万多首不同民族的民歌、民曲,6000多套舞蹈,以及200多种器乐和300余种民族乐器,成为中国民族乐器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在这个音乐和舞蹈的海洋中,锅庄舞、热美蹉和章哈调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歌舞文化盛行于云南大地之上。:14px;>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建塘镇,为了传承锅庄舞等各种民间舞蹈,当地的文化中心推出了《欢乐香巴拉》等舞蹈教学VCD光盘,让广场舞在该县的12个乡镇城乡社区普及率高达85%。
在纳西族地区,还流传着一种起源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原始舞蹈音乐——“热美蹉”。研究者发现,热美蹉的起源源于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认为“热美”是一种精灵,喜欢吸取死者的灵魂。为了保护逝者的灵魂,人们会在守灵时唱歌跳舞来吓唬驱赶这种恶灵。该舞蹈至今在丽江市古城区大东乡得以完好保存。为了保护和传承热美蹉这种文化遗产,大东乡早在1990年就成立了热美蹉艺术团和协会,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 ize:14px;>对于傣族人来说,章哈就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巴,没有它,生活就会变得乏味。章哈既是指歌手,也是指傣族传统曲艺唱曲形式。为了传承和保护这种文化遗产,云南西双版纳州编印了第一本傣文版《章哈学习演唱手册》,并对章哈艺人进行集中培训。自2008年起,云南省政府开始为省级非遗传承人提供传承经费,每位传承人可获得3000元的补贴。这些补贴对于一些章哈艺人来说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他们深深感激这份对民间艺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这让他们享受到了之前祖辈所未曾有过的幸福感。今年泼水节,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大型歌舞表演《南腊之歌》以章哈调为主旋律,向观众展示了这种传统曲艺的魅力和美妙。、东巴族造纸和彝族慢轮制陶三种手工技艺。扎染技艺是白族传统纺织品染色技术之一,白族的小姑娘们和老奶奶们几乎都掌握了这项技艺,因此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也被文化部命名为“白族扎染艺术之乡”。2007年,云南省文化厅投入了15万元用于保护非遗项目之一的白族扎染技艺,大理市政府还配套投入了3万元。近年来,白族扎染技艺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出了彩色扎染和扎染工艺品等新产品,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青睐。此外,纳西族手工造纸、东巴族造纸和彝族慢轮制陶三种手工技艺也一同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受到了重视和保护。这些手工技艺的保存和发展,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手工艺门类包括东巴纸和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等。东巴纸是纳西族东巴(祭司)最重要的书写用纸,5000多卷经典都是用它写的。它植物原料来自丽江瑞香科的荛花,经过10多道工序加工制成,色白质厚,不易受虫蛀。为了传承和保护东巴造纸技艺,迪庆州文化部门近年来组织实地调查,记录了工艺流程和制作方法,并落实了东巴造纸技艺传习基地,提供经济支援。 今年2月,在西双版纳州文化部门的组织下,傣族慢轮制陶传承人玉勐参加了“中国非遗技艺大展”并展示了陶制品。在展示结束后,除了部分陶制品被文化部非遗保护中心收藏外,其余全部以当地市场价的10倍价格出售,总收入超过5000元。州里计划在玉勐等另外两名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开办慢轮制陶课程,使更多的人学习和传承这项技艺,以促进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手工艺门类的保护和传承,为我们展示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智慧,也为当地的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云南省建立贝叶经保护中心,发动和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承担贝叶经保护、研究和传承任务,开展贝叶经数字化保存、编辑和出版工作,以及培训一批能够刻写贝叶经的年轻艺人,使这一民间信仰得以传承下去。 傣族慢轮制陶是傣族人民独特的手工艺门类之一,但其传承和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为了推动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州政府决定投资资金在景洪市的傣家人家里各建一个传习所,并在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挂牌成立傣族慢轮制陶传习基地,为傣族慢轮制陶传承人提供培训和展示的平台。这样一来,更多的年轻人将有机会学习和传承这一独特的手工艺,保持傣族慢轮制陶技艺的活力和传承。同时,采取措施建立贝叶经保护中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促进了这一古老的民间信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化经验,并帮助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为了弘扬佛教文化,佛教学院西双版纳分院挂牌成立了贝叶经制作传习基地。现在,仍在从事贝叶经刻写的艺人得到了他们期望已久的好消息:传习基地为他们举行拜师仪式,同时给予生活补助和带徒奖金,以推动贝叶经在傣族地区的传承和保护。 群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一直是一项重要任务。2008年11月,楚雄州成功举办了《彝族毕摩经典译注》40卷首发式。这是国内首次对中国彝族毕摩典籍进行的大规模展示,向世人展示了这种传统文化经典的丰富内涵。彝族毕摩经典诞生于古代彝族父系氏族时期,是彝族的传统知识阶层和仪式活动家的宝贵遗产。长期以来,毕摩经典以口述、记忆和手写传抄方式在民间流传,很容易因种种原因被遗失或破坏。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楚雄州于2005年6月启动了一个名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项目,花费1000万元将这个宝贵的遗产收录到一百卷的书中。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目前一百卷的篇目编译已经完成。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在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没有太小的努力。《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包含40卷,收录了滇、川、黔、桂四个省区彝族代表性的彝文典籍和口头传说、祭祀经文、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叙事长诗等多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部完整收集和展示彝族毕摩文化遗产的巨著,为世人呈现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这一项目的开展和完成是对彝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贡献,对维护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40卷彝族毕摩经典真正地展示了彝族文化的底蕴和魅力。这其中包含了从滇、川、黔、桂四省区收集的彝文典籍和口头传说、祭祀经文、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叙事长诗等多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这部巨著在彝族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展示这一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这个项目经过四年的努力才最终完成,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这些文化遗产的收集和传承是多元文化体系顺利发展的基石之一。这个简化翻译系统拥有许多可能的翻译选择,可以帮助使用者更好地了解不同语言间的交流。使用这个系统可以帮助您更快速和精准地理解其他语言的内容。无论是在工作和学习中,还是在与同胞沟通交流中,这个简化翻译系统都能为您提供便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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