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的知识精英希望社会变革。 强军兴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从西化派到改良派,他们都在积极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他们的努力是西方所相信的。 构建“文明”秩序和文化标准。 “文明的话语和实践产生了民族志或民族学的知识形式,而民族志或民族学又承担起所谓‘西方的文明使命’。”[1]关注人民,向下看成为焦点,民间传说也应运而生。 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征歌运动,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胡适等人加入,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俗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民俗学以人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 它着眼当下,必然与社会发展趋势紧密相连。 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 2018年,民俗进一步指向新时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实践,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参与。 同时反思百年学术史,翻译引进西方理论,以学科视角观察多民族、各地区。 案例练习。 在复杂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本文结合民俗学领域的重大学术会议和重要学术著作,对2018年民俗学研究进行鸟瞰。

自民俗出现以来,民俗就一直关注大众文化。 从20世纪前十年到民间运动,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文化调查,发起新生活运动,启蒙人民,希望人民参与新民族国家的建设。 2018年,民俗领域继续关注日常生活。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以“民俗的实用性”为主题,继续探索2016年民俗的“日常生活”转变。 由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大学高级儒学研究院主办的“节日传统与社区生活·田野工作坊”从生活实践等角度探讨民间节日的构建。 周星、王晓兵主编的《现代民俗学的视角与走向》(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设有“现代社会日常生活问题”单元,汇集了日本学者岩本富宫、中国学者周星高秉忠、胡晓辉、王杰文等则从乡愁的角度阐述了民俗学和东北亚民俗学家的日常生活研究实践、日常生活研究对民俗学的意义、民俗学的理论转向、生活世界、乡愁、以及日常生活研究路径 学习研究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 肖方、朱霞主编的《民俗学前沿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收录《实用民俗学》。 《实用民俗》的核心是反思民俗、批判民俗和未来民俗。 第二章“中国的生活革命与民俗的乡愁”,强调现代民俗需要克服“乡愁”。 岳永义的《头顶三尺有神——走在乡村庙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从对人们信仰实践的调查中阐释了人们的日常宗教生活。

短短十年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外来词,变成了大众媒体、政府、学术界和普通民众所熟知的词语。 在学术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相对于“民间文化”的知识体系的更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涵盖文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 搭建了新的学术平台。 民俗学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 2018年,民俗学领域从学术层面进一步反思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首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来看,其主要内容以口头文学为主,而口头文学的传承与传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相对较弱,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继承和保护领域。 上海大学中文系组织的“中国创世神话产业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探讨创世神话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创世神话产业化的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指出中国创世神话产业化的可能性和未来方向。创世神话内涵丰富,包含着宝贵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创世神话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世神话产业化可以助推经济发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步,从国际视野整体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验,以及它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一带一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活动,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的故事、经验、策略和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现乡村振兴。 发展趋势。

作品方面,有彭兆荣的《生死代代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提出“生命与生命的遗产”为代表。我国的文化遗产体系。 运用自然的概念,用“崇高”的概念来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与西方文化遗产的“纪念性”进行对话。 。 (第2-3页)曹德明编着的四卷本丛书《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5月)覆盖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38个国家。 以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方法为研究对象,阐述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策略、法律沿革、机构组织、资金来源和运作模式。 对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前言》第1页)的目的是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参考。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文化产品研发。 这一课题受到文化产业、艺术等领域的高度关注。民俗学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民俗学的研究。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城市社会与文化建设”博士、博士后论坛。 推出“创作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品牌合作案例研究”等专题,拓展了民俗学研究领域。 吴玉平的《企业节日研究:基于经济民俗的新视角》(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11月)以阿里巴巴“双十一”(11月11日)和小米科技“米线”节日为案例。 分析面部心理、参与精神、信仰习俗等,探究这些企业节日的身份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但士人、农民、工商业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共同体,所以商业民俗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 魏彩彩《北京隆福寺商业民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以清代、民国时期北京明清皇家寺庙隆福寺为案例,以城市民俗传承下来的僧人、商人、市民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运用民俗学的方法,描述了皇家寺庙隆福寺的商业民俗及其在北京城市历史、文化和商业史上的地位。 进一步研究了北京寺庙的商业活动和市民消费生活的民俗风情。 这对于当前经济民俗或商业民俗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民俗学领域对此课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未来需要加强。 最后,还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关注。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属性之一就是它与人及其活动相联系、共生。”[2]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发起“‘解读传承人’研讨会,反思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问题,探讨传承人及其文化传承在消费者中的多样性和困境”此外,学术著作更关注民俗事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传承与发展,陈恩伟的《乡土社会、城市记忆与非物质遗产:佛山“行通记”民俗及其变迁》 (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聚焦本土社会、文化记忆和民俗变迁,探讨“通济桥”作为文化空间与佛山城市、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联系,阐释其当下的保护地位和继承策略。

村庄历来是民俗调查的重要领域和研究的关键词。 2018年2月4日,国务院印发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导“三农”工作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 民俗可以与文件中提到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推动绿色乡村发展”、“繁荣乡村文化”、“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等内容联系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学院/社会学学院2016年启动“百村社会治理”重大项目,并于2018年3月召开成果汇报会,指出项目重点服务党政决策推动乡村振兴,创新社会治理。 民俗研究组围绕加强和创新城乡社会治理,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进行深入调查,涉及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优秀民俗传统和乡村文明建设、岗位——灾害文化重建、红色文化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 他们召开“乡村传统与乡村社会治理”会议,进一步挖掘优秀民俗文化在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充分探讨乡村民俗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民俗学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关注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2018年是北京大学民谣运动诞生100周年。 虽然北大“从启蒙民众到与民众对话——纪念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成立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侧重于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角度进行反​​思[3],但“启蒙”的转变”而知识分子与公众的“对话”必须涉及民俗的内容,包括“民俗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民俗的学科属性与伦理原则”、“民间文学作为一种非主流”。 “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与前述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振兴密切相关。 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对话和思考。 虽然“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的讨论是老生常谈,但这一讨论进一步厘清了近百年来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言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举办“民俗学本土话语与学科建设”,阐述民俗学回归中国语境梳理西方民俗研究话语的基础。 、构建本土学术话语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学术史的反思性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民俗学会秘书处组织、石爱东主编的《中国民俗学会大事记(1983-2018)》(学院出版社,2018年10月)一书。 这本书“以事件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排列,基本上一次只保留一个事件”(“编者按”)。 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发展历程。

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的领导作用和规范意义。 对后者的研究较多,但对前者的关注较少。 本书着眼于中国民俗学会在民俗学学科发展方面的推动和指导,为今后的学术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 丰富的信息。 陈永超《善教之达——纪晓岚新疆游记的民俗回归》(中西书局,2018年6月)通过“追溯纪晓岚足迹”,将纪晓岚笔下的新疆风土人情与今天的新疆进行比较,纪晓岚的《何》提到“一些民间传说的事情,往往是经过田野考察验证的”; 对于由妖怪、狐精、鬼怪、土匪传说等组成的民间传说符号,他将纪晓岚的记述与人们的口述叙事进行对比,延续了他一直关注的民间叙事文本的形成。 话题,进一步思考“正统、道教对民众的影响”。 朱鹏程《文风的社会建构:以相声“十七年”(1949-1966)为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以“相声十七年”(1949-1966)为考察对象。 1966)作为调查对象,全面考察相声这一流派是如何通过社会意识形态、表演空间、传播媒介、注意力、表演、研究者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建构起来的,并探究相声等微观权力的影响。作为体裁铭文上的制度转型、创作、改编、表演和传播。”(第4页)这部作品探讨了文学风格(或“体裁”与“流派”)的形成与国家话语、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者的研究,凸显了民间文学艺术体裁与传统作家文学的界定的显着差异,为文学体裁的界定提供了新的经验。

对民俗学学术史的回顾还包括对民俗学家个人研究的反思。 刘震、刘云水所著的《继承与发展——庆祝车锡伦先生开九品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整理了车锡伦的学术研究,重点阐述了他对民间文学艺术的贡献。 特别是对宝卷的研究及其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建设的推动,阐述了他的学术理念和实践,即一是注重歌剧、说唱等歌唱艺术形式和演唱形式的研究,同时,他还关注相关文献的发掘。 ,整理; 二是跨学科、多角度综合研究; 三是历史文献、文本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 郑屠友、殷晓飞的《陈氏门立学:文学民俗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对陈勤俭的文学民俗思想进行了呈现和反思。 文学民俗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 它起源于西学输入和文化传统问题讨论的浪潮; 它是“民俗学与文学艺术交叉点共同构建的新视角、新方法”。 和新理论”。 [4]陈勤俭的文学民俗思想主要立足于“文学艺术观”,探索文学民俗的内在建构。 他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学民俗学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民俗学的批判方法。 他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和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中。 这部作品既是这一学术思想和学术脉络的全面呈现,也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反思。

由于民俗现象的地域和民族差异,以及民俗学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或民族的民俗现象的研究一直是民俗学的亮点。 2018年这样的会议和书籍还有很多,会议主要围绕各地的非遗项目,比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春节、元宵节和二十四节气各地都围绕民间节日举行。 学术会议,并包括某些少数民族节日,如雪顿节、盘王节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相关著作在年度出版物中也占很大比例。 据笔者所知,吴新峰的《多元文化交流视角下的新疆常住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以新疆常住民族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视野展现出丰富性和独特性; 白晓霞的《土族民间传说与妇女文化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年6月)从性别视角分析民间文学艺术; 佤族祭司“巴柴”的口述传统,叶黑龙着《佤族祭祀文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2月),从民俗、语言等多个角度阐述了祭祀文字等。选题的方式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观察个案并深入挖掘,却忽视了个案中体现的文化普遍性。 如何突破地域民俗研究的刻板印象是未来民俗案例研究的方向。

此外,西方民俗理论的翻译也一直是民俗学界关注的问题。 自民俗兴起以来,它一直是重要的内容。 2018年主要翻译西方著作有[美国]李·哈林的《民俗大论》(程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7月)。 本书围绕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的“宏大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美国民俗长期以来关注日常和地方事实”。

总之,2018年,民俗学以多元视角、新文化实践不断前行。 学者们积极参与公共话语讨论,关注文化建设、乡村振兴等社会现实,以及学术史的反思和回顾。 “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学术活跃度和丰硕成果,只能在综述中提及。 我希望用这个“冰山一角”来呈现2018年的学术景象。

笔记:

[1] 梁展. 文明、理性与种族进步:大同世界的构想[A]. 在刘鹤.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历史研究的新路径[C]. 北京:阅读·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6:116。

[2]朝戈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理论到实践[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3]本文重点概述2018年民俗学的发展情况,重点关注民俗学研究角度的民间文学,但不涉及文学角度的民间文学。

[4] 陈勤俭. 论文学与民俗的渊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6)。

原文发表于:《中国书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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