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学科视角下的“整体论”研究范式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 专业分工是工业社会人们看待问题和实践操作的基本取向。 这种导向也使我们失去了整体的视角。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整体论重新成为我们审视社会文化的方法论。

整体论是关于人类完整性的认识论。 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以博阿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和以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学派都把“文化整体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察方法。

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1858-1942)是现代美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创始人。 他和他的学生创立的博阿斯学派在美国人类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博阿斯学派也被称为“历史学派”或“历史特殊主义”。 其主要理论观点包括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观以及文化域理论和文化域分析。

从文化的整体观来看,博阿斯认为任何文化都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系统。 各组成部分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形成特定的格局或格局。 反过来,这种模式或格局又会影响和制约它的组成部分; 整体比部分更重要,把部分作为文化元素来研究就是理解文化整体。 因此,博阿斯学派提出“人类学的总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总体,并通过这种研究来建构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历史”。 同时,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体系,文化的发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各有其价值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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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阿斯学派的文化整体论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即文化区域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 在对北美印第安文化进行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博厄斯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后来被他的学生C.威斯勒(1870-1947)和克罗伯(1870-1947)所采用。 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L. Kroeber,1876-1960)发展成为“文化区域理论”。 维斯勒以文化区作为研究文化的单位。 文化区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和文化结构。 这一结构由文化特质、文化复合体、文化类型、文化地带和文化层次组成。 “文化特质是文化的最小单位;一系列具有相似功能的文化特质构成文化集群;密切相关的文化集群构成文化类型;相同的文化集群和文化类型分布在一定的空间内构成文化带;相关的文化集群和文化类型构成文化类型。”文化带构成文化区。” 威斯勒将文化区理论提升为一种研究方法。 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将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文化划分为15个文化区域,并绘制了一系列文化现象的分布图。 在这些设定的文化区域中,他把部落视为构成文化区域的基本单位,并将部落文化理解为多种综合体的组合。 他认为“文化是社会群体或部落所表现的文化特征的复合总体”。 。 克勒伯的“文化领域”“以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发展、稳定、衰落为研究对象”。 他在《北美原住民的文化区和自然区》(1939)一书中“将北美原住民的文化区划分为6个大区和21个小区”,并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差异对地域文化特征的影响。 影响。 文化区域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区域研究方法,注重对考察空间中文化要素的分层和分类的细致研究,同时强调整体文化的关联性。 人们认为,对文化元素​​的细致研究是为了实现对文化的整体理解。 知道。 这种文化区域研究方法对于北美印第安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主要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文化。 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学派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繁荣于1930年代至1950年代,以主张文化功能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和主张社会功能主义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 数字。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文化功能论”以“需要”和“功能”为核心概念,主张“文化首先要通过功能来分析……当功能无法解释、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时”此时,文化的形式无法被理解。” 他认为人有两种需求:基本需求(生物需求)和派生需求(文化需求)。 人们在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要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衍生的环境,那就是文化。 文化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方式就是功能。 文化的功能是满足个体的需要。 他主张一切文化都有功能,理解文化应该“有机地、整体地把握文化要素作为综合体的功能”。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文化观受到法国社会学派涂尔干“社会整体观”的影响。 它研究功能和社会结构,被称为“社会功能理论”。 他用“结构”代替“文化”,用结构分析代替文化分析,将“社会结构”定义为“人们在制度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的不断变化,即社会中既定的行为规范或模式”。 具体来说,一方面,社会结构,即一个文化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所支配的。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共时性研究,将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研究作为这个系统组成部分的一切制度、习俗、信仰的功能;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文化要素之间、文化要素的整体结构以及文化要素在这个系统中所具有的功能。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主张对当前存在的文化或社会进行研究,认为社会与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任何文化对于其所处的社会都有特定的功能。

功能学派开创了人类学的科学主义时代,并将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确立为人类学的学科标志。 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规范成为后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基本学术指南。 文化整体观也是民族志研究的重要学术立场。 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必须对社会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一一考察,以形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 在民族志文本写作中,不仅要全面地描述所考察的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且要分析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人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力的扩大,民俗学、艺术及其衍生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艺术民俗学等,都以“整体论”作为基本研究范式。

民俗学是以民间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民俗事件、民俗风情整体为基本研究方向的社会科学。 民俗现象研究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某种民俗活动或仪式。 民俗学的整体研究将视角从“文化”转向“生活”,关注当下的“生活文化”(钟敬文,《民俗及其功能》)或“生活层面的文化”(刘铁良,《乡村生活》)民俗学整体研究强调“生命过程”,注重民俗活动发生的特定语境中的动态整体研究。与民俗学整体研究相关的概念是“语境”。“语境”来源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表演理论”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至今仍有影响力。该理论强调“表演” “语境”的概念与民俗学整体研究类似,都强调民俗现象与特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注重将民俗现象置于特定的民俗文化情境或语境中进行整体观察。

在研究方法上,民俗学的整体研究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必须在民俗活动的现场语境中考察整体的民俗文化。 在民俗田野调查中,“村庄调查”是整体民俗研究的实践模式。 “村庄调查”方法源于我国功能人类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将功能人类学理论引入中国,倡导中国现代社区研究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已成为我国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成功实践。 “村庄调查”以“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为基础,以村庄为基本空间单元,对民俗文化进行整体​​研究。 我国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都植根于乡村社会。 村庄是我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具有较为完整文化脉络的文化生态系统。 以村庄为单位,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民俗文化。

艺术民俗学是一门“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艺术活动与整个民俗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整个生活文化的角度解读艺术”的学科。 “生活文化整体观”是本学科“文化整体论”的概念拓展。 艺术民俗学以艺术研究的整体方式审视艺术,以艺术主体、艺术活动及其所在的整体民间生活为研究对象,探索“艺术活动与民俗之间的双向动态关系”。一个整体”,即社会生活如何产生艺术,艺术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变化。 在田野工作中,首先要考察整个社会生活文化作为艺术活动背后的民俗语境; 其次,要审视艺术活动与民俗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艺术研究“以整个艺术为研究对象,也包括音乐学、舞蹈学、戏剧、电影、美术等具体艺术理论学科”。 艺术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思辨范畴内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二是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艺术语境研究。 文化方法影响下的艺术研究“把艺术世界置于其最接近的上位体系,即文化体系,即精神生活、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的语境中去观察和透视艺术的各种规律现象”。 ,探讨艺术在一定时代、一定民族、一定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创造活动中的地位和意义。 文化人类学影响下的艺术认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解读这个文本,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这种“艺术语境”的整体性研究范式,正是“文化整体主义”在艺术研究中的体现。

艺术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艺术现象,以“文化整体论”为基本学术立场的艺术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 其整体性研究范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不仅研究艺术品,更注重对艺术行为的研究,整体地看待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等一系列行为过程; 其次,在研究艺术本体论时,强调将艺术置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对其内涵、意义和价值进行阐释。 艺术人类学将艺术活动视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艺术与其他文化元素以及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各个领域的艺术研究发展出了跨学科的艺术,如民族音乐学、舞蹈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等。这些学科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学科的理论相结合,注入了新的理论。学科发展的观点和方法。 其中,文化整体论已成为这些学科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即将艺术本体论视为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置于其所属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性研究。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整体视角

完整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综合表现形式。 传统戏剧项目可以包括文学、音乐、舞蹈、艺术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 传统舞蹈与音乐相互融合; 传统技艺和艺术有时还包括文学和民俗文化; 民俗活动往往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竞技、杂技、娱乐、美术、技能等丰富多样的民俗文化形式。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单一的文化要素,而是与其所依赖的物质载体和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依存。 这种整体性特征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坚持完整性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是指“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内容和形式,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 这种整体保护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从时代的角度看,必须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更新,既保留了原有的文化核心,又不断注入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内涵,充分理解和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和流变性质。 在空间维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遗产以及它们所扎根的文化生态环境应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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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保护方式之一,也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流趋势。 虽然《世界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但广义的“文化遗产”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它不仅经历了从早期的艺术品等可移动文物的过程建筑、遗址、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等从单一向综合拓展,也经历了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的拓展。 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也经历了从单一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及其周边历史环境整体保护、从物质遗产保护到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可见,整体保护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发展趋势。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整体保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整体保护和地域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 对单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从整体的角度制定和实施保护措施,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定历史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就地保护。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土壤,应该同时受到保护。 结合其所依赖的文化要素制定综合保护措施。 这种整体性思维可以改变当前项目主体脱离当地环境、文化碎片化、孤立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探索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模式。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前,我国已在贵州、云南等地开展了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实践。 生态博物馆是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博物馆建设模式。 它旨在就地、开发过程中以及居民自身保护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 自1998年我国在贵州建立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索甲生态博物馆以来,先后在贵阳花溪镇、金平县龙里古城、黎平县唐安等地建立了生态博物馆群。 民族文化生态村是在云南省政府支持下、云南大学殷少廷教授牵头实施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模式。 其核心理念是全面保护文化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持续进步和发展,改善民生。 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共同点是,一是对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整体保护; 二是就地保护文化遗产,注重文化遗产与文化环境的互动。 关系; 三是将区域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纳入总体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后,我国探索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作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实践模式。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互依存的物质遗产和文化生态环境进行综合保护的特定区域。 整体保护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核心原则。 其成立初衷是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碎片化和孤立性,实现文化与环境的融合,修复和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 与此同时,2012年还启动了以村庄为单位,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传统村落”建设。“传统村落”也被称为“古村落”。村庄”。 冯骥才先生将“古村落”定义为除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的第三类文化遗产。 古村落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包括村里世代相传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见证时代变迁的物质遗存。 古村落规模较小,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具有完整的文化生态环境。 以村为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文化生态环境更具可行性。

综上所述,整体观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整体保护的基本原则下,探索多种保护模式是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发展趋势。

3.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研究范式

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隶属于艺术理论专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也被提上日程。 专业化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需要建立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本体、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和措施为研究对象。 其研究范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学术目的,以文化整体论为基本学术立场和方法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研究范式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维度,以文化整体性的视角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论及其保护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其所处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 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作为研究对象时,首先要考察和研究该项目作为地方文化形态在当地社会中的功能和意义,从而整体观察或重构当地的地域文化文脉。 以徽州对联匾额为例。 对联,又称对联,是一种对比工整、层次和谐,反映文人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情趣的民间文学形式。 徽派对联常以匾额的形式悬挂在徽派传统建筑的大厅、会客厅、书房等处。 它们与门楣、堂匾、字画等一起构成徽州民俗民居文化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徽州的楹联、匾额达到鼎盛。 对联的内容大多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有的对联带有警句,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训诫后人。 还有直接抒发内心、抒发闲适心情的对联。 有风景名胜的对联,以景物抒情,以物抒情。 还有尊崇祖先、祖先的对联。 就拿沉小思的祠堂对联来说吧。 如今,徽派民居、祠堂、戏楼、书院等传统建筑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楹联、匾额。 研究徽派楹联牌匾,不仅要从中国传统书法、雕刻艺术的角度研究其在家居、村落环境中所营造的雅致韵味,更要从徽州社会文化、经济的角度探讨其功能和意义。惠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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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楹联、牌匾是徽州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历史上,徽州人崇尚儒家思想,重视宗法伦理。 南宋以后,成朱理学在徽州发扬光大,朱熹弟子在当地讲经讲道,形成了在徽州兴盛六百多年的新安理学。 回族是中原士族移民的后裔。 他们崇尚读书,把科举入仕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从早期的“耕读并重”,到后来的“贾与儒、儒与商”,都离不开读书的根基。 。 这些思想观念在各个时期留下的楹联中都有所体现,如“圣朝之衣照宇宙,儒礼乐宏山河”、“无良田何须思”等。成书则丰收,仁则安屋,则通途。” 。 可见,楹联、匾额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徽州尊儒重教的传统。

徽州楹联匾额的出现和发展与徽商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 村里的传统建筑上贴满了对联和牌匾。 明朝中叶至清乾隆末年,徽商经济繁荣。 徽商离开家乡,到扬州、汉口等经济发达的城镇经商,然后将财富运回家乡,建造庭院府邸和书院、祠堂。 崇尚儒商合一的徽商在建造庭院宅邸时,用对联、匾额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追求,彰显家风家规,教导后人。

儒家文化、尊儒重教的传统以及徽商经济都是构成徽州文化的重要因素。 审视和研究楹联、匾额,不仅要从民间文学、传统书法、雕塑艺术的角度研究其表现形式,更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观察和重构徽州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 ,并分析其在徽州文化中的作用。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 因此,有必要从地域文化整体的角度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要素。 博阿斯学派的文化地域研究方法是对特定地域文化进行整体​​研究的有效方法。 它将“文化区域”作为文化研究的基本单位,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和从点到线到面的层层文化结构。 其中,文化特征是文化区域的最小单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社区是一个重要概念,是指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的物理空间,以及共同拥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形成稳定身份的人们的集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社区”是一个有“人”和“物”的文化空间。 它可以是一个村庄、一个城镇街区、或者一个或多个城市。 在研究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视为地方文化最小单元的“文化特征”,村庄或城市街区可以视为基础研究单元的“文化区域”。 Taking villages or urban blocks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s is because villages or urban blocks, as living settlements with concentrated populations, have a complete 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re the most feasible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ed areas, taking villages or blocks as the basic unit can change the dilemma of being unable to for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and implement “holistic” protection measures because the area involved is too large.

I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are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the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and achieve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in a classified manner. First, list the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ir existing forms. Material heritage includes movable material carriers, such as agricultural tools, living utensils, clothing, musical instruments, etc.; immovable material carriers, such as residences, ancestral halls, theaters, academies, pavilions, pavilions, etc. Material heritag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listed in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system at all levels,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sites, buildings, etc.; material heritage not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system at all levels, such as daily life utensils, labor production tools, ordinary Old residential houses, etc.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s various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included in the protection list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intangible forms of culture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lists. Secondly, analyze and study the dependence between various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aterial heritage. For example,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rely o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such as music, dance, drama, and folk arts rely on material carriers such as musical instruments, costumes, and theaters. Traditional folk activities such as sacrificial ceremonies and festival celebrations rely on public space carriers such as ancestral halls and squares, thus outlining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all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or neighborhood as a cultural area. Furthermore, analyze and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types and ite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specially the role of local folk culture in linking al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Folk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folk culture, deeply rooted in civil society, and forms the basis of local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Tak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we can sort out the context of local folk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and folk culture, making folk activities a chain linking var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For example, a temple fair event will bring together local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handicrafts, rituals and celebrations and other cultural forms, becoming a link between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s and people’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Through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the overall shape and appearance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complete contex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living rheology. The so-called “living rheology” means tha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ultural form tha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chang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It is not an unchanging living fossil, but a living culture that continues to surge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The overall research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uld respect its dynamic rheology and explore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ing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First of all, while protecting the traditional natur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 must respect its 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ts traditionality is the core element that attracts contemporary people’s attention. Howeve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promote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current society, not to stop it from developing into cultural specimens. When study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 must realize that it is a cultural form of modern society and needs to adapt to and integrate in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we must respec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ra and seek ways of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econdly, we must recognize the processual n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ay attention to its dynamic occurrence process in a specific “context”. Contextual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the overall research paradig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at is, studying the processes of how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produced, presented, accepted, consumed, and disseminated in specific activity situations. Contextual research requires researchers to enter the field site and dynamically examine the presentation proces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ctivity situation. For example, when examining a traditional skill,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record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the inheritor’s production of items, but also to track the sales, circulation, acceptance and evaluation of its works; when examining a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record its final stage presentation. method, we must also observe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performance, the actor’s improvisational performance,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the audience’s evaluation and other process contents; when investigating a folk a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mpletely record the starting time, activity venue, participation All aspects of the event include personnel, participation channels and modes, event items, rituals, and performance processes.

With the increasing specialization and disciplin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Holism is the basis for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is the basic academic 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Notes omitted, see original text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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